19世纪中国人为何弑女婴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y Michelle T. 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 Vol.8, No.1 (2015)Imagined Orphans: Poor Families, Child Welfare, and Contested Citizenship in London不同时期的天花脓疱

　　中国19世纪的弑女婴传统

　　从西方儿童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自古以来弃婴、弑婴的行为在欧洲就一直普遍存在，直到19世纪后期甚至20世纪才开始减少。而在中国，更加突出的是弑女婴的问题。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其姿于2015年初在《儿童史及青少年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对象是一本关于中国19世纪杀女婴的研究专著《生死之间：中国19世纪的弑女婴现象》（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儿童史及青少年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是儿童史和青少年史方面的国际同行评论学术期刊，专注于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历史研究，也是儿童史和青少年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Children and Youth）的官方刊物。它创立于2008年，每年出三期，由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出版社出版。

　　《生死之间：中国19世纪的弑女婴现象》的作者米歇尔·金（Michelle T. King）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她主要关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文化和侨民研究。她的新书是以台湾知名食谱作家和电视名人傅培梅的事业和人生作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的性别、饮食文化等问题。

　　《生死之间》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曾经近距离接触过中国社会的西方人士所写的文献而来，例如旅居中国的商人、外交官、修道士、旅行者等人的回忆录和旅行游记等。这些西方人普遍都把目及的杀婴现象描述成中国文明野蛮落后的表现。书中提到，为了追求“科学”的人口结构和国家的近代化，19世纪末期的中国逐渐提倡剔除杀女婴的陋习。

　　米歇尔还将传统的杀女婴现象和中国1980年代的选择性堕胎问题做比较。虽然他极力还原杀女婴以及堕胎母亲的情境和心理，但由于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涉及道德和建设现代中国的问题，杀女婴的问题仍然无解。

　　弑女婴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突出的问题，由于中国方面的数据缺乏，研究弑女婴问题一直是个难题。19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出于传教的需要，搜集了一些杀婴数据和死婴资料，这些资料除了提供研究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以外，还能挖掘出容易被中国学者忽视的翔实且有益的信息。

　　孤儿院里也有美好童年

　　2015年初《儿童史及青少年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上发表了的一篇关于美国孤儿院的研究论文《温暖的家：1920-1970年的美国孤儿院》（“Never A Better Home”: Growing Up in American Orphanages, 19201970）。作者比吉特·索拉诺（Birgitte Soland）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西方世界的公共话语中，孤儿院一直是备受诟病的机构。它一直是以缺乏人情味的设定、严格的制度和忽视孤儿基本需求的形象存在于舆论中。然而，论文却揭示了一个事实：生长于孤儿院的孤儿们却并不以为然。

　　作者采访了约140位曾于1920年-1970年间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孤儿院生活过的人，论文基本是基于他们的童年记忆而来的口述历史，旨在探讨备受争议的孤儿院的条件、设施以及孤儿对孤儿院的真实感情。

　　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曾在大型孤儿院生活过的两位受访者说，当时孤儿院除了能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还有游泳池、篮球场这样的特殊设施，每周六晚上会放电影，孤儿院里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甚至还有牙医，这样的条件使得他们都感觉不到孤儿院外大萧条的气氛。虽然这并不能代表全部孤儿院的情况，但至少说明在他们的记忆里，孤儿院能给自己提供一个温暖的家。

　　尽管20世纪大部分时期，孤儿院都是供不应求，条件欠佳，但是它仍然给孤儿提供了受到安全庇护和教育机会，培养了他们更加强烈的个人能力意识和社会意识。正如其中一位采访者所说，尽管他们的童年异于常人，但仍然可以称为美好的童年。无论大众相信与否，他们仅仅是正常人而已，而不是贴着“受害者”标签的怪人。

　　英国殖民地反天花运动中的儿童角色

　　《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2015年48卷上发表了莉蒂亚·默多克（Lydia Murdoch）的一篇关于儿童在英帝国对抗天花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论文《携带疫苗：英帝国早期反天花运动中的儿童角色》（Carrying the Pox: The Use of Children and Ideals of Childhood in Early British and Imperial Campaigns Against Smallpox）。

　　作者莉蒂亚·默多克是纽约瓦萨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曾出版过研究伦敦儿童的《想象中的孤儿：贫困家庭、儿童福利与争议公民在伦敦》（Imagined Orphans: Poor Families, Child Welfare, and Contested Citizenship in London）。

　　在早期英帝国的反天花措施中，儿童作为疫苗病毒的携带者，他们来到殖民地推广接种疫苗，不仅为对抗天花病毒的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还突破了英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界限。

　　与此同时，作者揭示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人们对于儿童概念理解的转变—出现了现代儿童观念，即孩子是家庭的中心，而在此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儿童概念，儿童一旦到了能独立行动的年龄时便被当作小大人看待，从属于成人社会。

　　在印度，驻印英国殖民官员和医生推行“自由帝国主义”，他们不仅强调接种疫苗能拯救生命，还提倡“幸福家庭”的价值观，通过保护儿童的生命形象来标榜自己在殖民地实行的“仁政”。

　　儿童是天真清白的形象，因此在运用儿童推广接种疫苗的过程中，也强化了在跨种族、跨阶级、跨地区之间接种牛痘疫苗时的安全感。在新的医疗技术惠及更多天花患者的同时，似乎让各种族、阶级平等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更进一步。在英国反天花的过程中，虽然人们强化了重视儿童生命的普世价值，但是在实际医疗过程中仍然有贵贱之分。

　　中缅边境上为何会有童子军？

　　2015年《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杂志37卷刊发了日本国际大学教授貌昂妙（Maung Aung Myoe）的一篇书评。貌昂妙（Maung Aung Myoe）对缅甸军事和外交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出版过《以胞波之名—1948年以来的缅甸对华政策》（In the Name of Pauk-Phaw：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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