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务工的彝族青年：走出凉山 致富梦仍遥不可及

　　【编者按】

　　彝族人南下打工并非新鲜事。据凉山州农劳办2015年统计，凉山州有十几万彝族人在珠三角打工；而关注彝族务工问题的学者黄岩估计，实际打工人数约为30万。打工者以东莞为核心，向深圳、惠州、中山等地辐射。

　　8月的东莞，午后常有阵雨，湿热中暗含着一丝躁动。工厂大门一开，一群工人们涌向对面的小卖部或小饭馆。冲在最前面的是几个年轻的彝族小伙子， 21岁的阿海里哈也在其中。　　2016年8月15日，广东东莞凤岗镇，彝族打工青年阿海里哈在宿舍里。 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谢匡时

　　阿海里哈来自四川凉山州普雄县。凉山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中国经济最欠发达的地区之一。这片被毒品和艾滋病侵扰的土地，无奈地成为“贫困的样本”。因贫失学在凉山地区十分常见。阿海读五年级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艰难求生。

　　“我15岁就开始出来打工了，现在已经6年了。”阿海起初在川贵一带打零工，去年跟着老乡沙马伍合来到了东莞，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族名字——李文东。

　　“普通”彝族男工的日常：没有积蓄，需借钱度日

　　彝族人喜欢群居，大部分工人都是跟着工头外出务工。这种以工头为纽带的批量用工模式，被称为“领工制”，也构成了彝族在制造之都的独特生态。工头是连接工人和工厂的重要一环，工头们与工厂签订用工合同，同时负责管理彝族工人。

　　8月20日，不用上工的时候，阿海（黑衣）偶尔会坐在一旁看其他彝族年轻人打牌。他赌不起钱，只是单纯消磨时间。

　　彝族人生性热情，却也好赌嗜酒。刚出门打工的年轻工人，时常聚在工厂外面喝酒，凌晨三四点才会回到宿舍休息，有时也会因一点小纷争而大打出手。“现在情况好了很多，工厂规定了十二点半必须回宿舍。”工头马海木呷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那些喜欢喝酒打架的，厂里不要，都被送走了。”

　　8月20日，阿海打工的工厂门口。该工厂实行封闭式管理，工作时必须穿工衣，进出工厂需要通过安检门，上下班有严格的打卡规定。

　　阿海所在的工厂位于东莞凤岗镇，是一家台资企业，以生产专业的游戏键盘“双飞燕”而闻名。阿海的工作内容是打包，每天工作11-12小时。除去工头抽取的管理费，阿海的时薪为10元，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在2500元左右。这点收入对大部分男工来说，只够维持日常花销，有时还需要找工头借钱。

　　8月17日，白班结束之后，身无分文的阿海在小卖部赊账，拿了一包17元的黄鹤楼1916香烟，外加一小袋1元的槟榔。过了一会，他又去赊了一包1元的小鱼仔，“没钱吃饭了。”

　　小卖部的女老板专门有个本子用于记录赊账，她会在发工资时直接找工头结账。小卖部老板表示，这些彝族打工者性格豪爽，出手也大方：“发了工资的前半个月，这些男工都在外面吃饭，到小卖部买烟买酒。等到下半个月，工资早就花完了，就没人出来，都老老实实在厂里食堂吃免费的饭菜。”

　　8月17日，经过4个小时的加班，没怎么吃晚饭的阿海，有点熬不住饿了。身上没钱着实不便，他跑到工头家里借钱。虽然已临近发工资的日子，工头还是预支了80元给他。

　　8月17日晚，手头一有钱，阿海就去夜宵档点了一份烧烤，算是难得的“打牙祭”。

　　阿海说自己不酗酒，只是偶尔喝几口。阿海坦言父亲过世早，他不知道怎么和别人打交道，“朋友不多，大多数时候是自己一个人。” 这个自称是“一个伤感的男人”的青年，在外闯荡难免会寂寞。所幸，他遇到了女友阿美。

　　8月16日，东莞，阿海使用的是一款模仿iPhone外观的国产手机，锁屏界面是他和女友的合影。

　　8月21日，一个周日的下午，阿海走在深圳回东莞凤岗的路上。因为周六晚上不加班，他通常会在周六傍晚出发，大约晚上9点到达深圳，第二天下午返回东莞。

　　阿美也是彝族人，今年18岁，在深圳龙岗的一家工厂打工，距离阿海的工厂10公里。阿海会在周末去找女友，为了省钱，他选择步行3小时去深圳。

　　8月21日，深圳，阿海和阿美在一块吃泡面。

　　除了上班和睡觉，阿海一有空就跟女友聊天。因为不能经常见面，阿海几乎每天都在QQ空间上更新说说，倾诉对阿美的想念。他称阿美是“傻老婆”，阿美则叫他“傻老公”。阿海说很多人羡慕他俩，因为“我们彼此非常相爱”。

　　8月18日，东莞，在阳台上唱歌的阿海，他面前摆着专门用来抄写歌词的本子。他会把对女友和亲人的思念编进歌曲里。

　　阿海有一个音乐梦，他从小就热爱唱歌，喜欢改编刚学会的词曲。“明年我想自己出来，去深圳，一边打工，一边找个吉他店学唱歌学弹吉他。”阿海说，他现在还是个穷小子，但他也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他也不停反问自己，“可是我的梦想会实现吗，我会做到吗？”

　　勤奋的彝族女工：给自己留五六百，剩下工资全寄回家　　相较本民族的男工，彝族女工其实在就业上更具优势。在工厂管理者眼中，彝族男工喜欢偷懒，而女工却十分勤奋努力。长期研究珠三角彝族务工的白史各教授，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珠三角企业存在用工歧视，而族别歧视和性别歧视非常严重。部分工厂公开拒绝招聘彝族男工，更有甚者把所有彝族工人都拒之门外。

　　8月19日，东莞马海阿比（右）和一位彝族女工去上晚班，厂里的女工数量多于男工。

　　22岁的马海阿比来自凉山州喜德县，和阿海在同一家工厂上班。阿比说，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赚钱。她很少外出，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待在宿舍。

8月18日，发工资的当天，领到2900元工资的阿比请室友吃冷饮。

　　8月19日，阿比的宿舍内。阿比床底下花600元购买的耐克鞋，是她为数不多的“奢侈品”。阿比说，“为了买这双鞋，我要辛苦工作一个礼拜。”

　　阿比在生活上省吃俭用，每个月只给自己留下五六百元，剩下的都寄回老家。

　　17岁的彝族少女尼苦伍子莫是少数的正式工，她的工资相对较高。尼苦伍子莫很羡慕那些读大学的同学，“我这辈子就想去大学看一眼，看一眼就足够了。”

　　8月19日下午，阿比的丈夫罗河阿莱从老家来到东莞的第二天，两人在工厂碰面。

　　阿比很早就在父母安排下结婚，23岁的丈夫阿莱原本是个小工头，带着四五十个彝族工人在外打工。今年年初，几个工人因打架惹了麻烦，工厂跟阿莱的合作就此告吹。

　　8月19日，阿莱带着同乡的几位工人提着行李进厂。

　　在老家赋闲了几个月，迫于经济压力他带着6位同乡，投奔了“大工头”马海木呷。

　　工头：既是管理者，也是异乡的亲人

　　在珠三角地区，仅彝族工头的数量已近6000人。来自凉山州喜德县的马海木呷，也是彝族工头之一。35岁的马海木呷上过中专，是当年“国家出路费”赴珠三角务工政策的享受者。后来，他开始把家乡的彝族人带出大山打工。今年，他已成立了一家劳务派遣公司，拿到了正规的劳务派遣营业执照，手下共有近300名彝族工人。此外，一些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人，也会找马海木呷帮忙介绍工作。业务铺开后，他就把在老家的小舅子沙马伍合带到东莞做代班，帮忙管理工人。代班主要负责带工人进厂、办理工作证，并教他们一些厂里的规矩。

　　8月16日，东莞沙马伍合在工厂门口简单面试两位佤族工人，主要是看她们的身份证、年龄等基本信息，没有太大问题都能带进厂。

　　“彝族当地的长辈希望自己孩子有同乡带着，这样在外面有个照应。在外的彝族人觉得和老乡在一起，也不至于太孤单。”马海木呷说。“工头出来混靠的是信誉”，他把同乡带出来打工，就得负责过年时安全再把务工者带回去。

　　8月14日，马海木呷坐在自己新开的劳务派遣公司的办公室会客，墙上挂着“诚信赢天下”的匾额。

　　8月15日晚，马海木呷在车间了解工人的加班情况。

　　工头不仅是工人的管理者，也是他们的亲友，代表着彝族人在陌生都市的血脉亲近感。彝族人只相信熟人，没有熟悉的工头带路，父母多半不放心孩子离开凉山。没有工人跟随，工头也无法从中赚取中间费用。大批能吃苦的流动工人，才能满足珠三角工厂季节性暴涨的用工需求。三方互相依附，共生共存。

　　8月19日，马海木呷劳务公司的另一位合伙工头沈三留子，正在给工人发工资。彝族工人很少使用银行卡，工资通常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发放。

　　“很多彝族工人没有读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发工资的时候，签字都需要别人代签。”工头马海木呷补充道，一些工人领了工资后却不会汇款，又得靠工头把钱寄回到老家去。

　　珠三角彝族工头之间也有“行规”，即某个工头带出来的工人，不能随意“跳槽”到另一个工头处。若出现流动，每跳槽一人，新工头需赔偿原工头一万元。只有等到过年时彝族工人回到老家后，才能重新选择工头，建立新的“契约”。

　　8月14日，马海木呷在工厂组织彝族工人成立“小马队”篮球队，开展篮球比赛，丰富工人业余生活。

　　星期六晚上，厂里不需要加班，公交车上挤满了出去玩耍的彝族年轻人。彝族女孩喜欢结伴去镇中心溜冰，购物，吃东西。这是她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　　新一代的彝族年轻人，依然喜欢穿着统一设计的“彝疯家族”LOGO的文化衫，衣服上印着“时光不老，彝疯不散”。他们很有活力，但对未来却没有太多设想。

　　8月20日，周六晚上，一位17岁的彝族小伙子在溜冰场溜冰。

　　作为工头，马海木呷说：“我的家乡山好水好，但就是太穷了，很多地方路都不通。”他打算在今年过彝族新年时，在家乡竞选村长，带领家乡更多的人外出务工、赚钱致富。

　　然而，在产业转型升级、低技术劳动力需求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早早辍学的彝族年轻工人，将如何打破“种土豆吃土豆”的命运，依旧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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