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杀67人连环杀手之父:生个那样的儿我是罪人

　　背负67条人命，杨新海被媒体称为“连环杀手”。

　　8年前，我到正阳县回访杨家，本来想挖掘杨新海何以成为中国当代第一连环杀人狂，但采访两天下来，发现这个问题几乎无解。媒体不能、也没有能力为一些问题寻找闭合性答案。

　　以杀人狂的长成史为例，有内因和外因，有家庭和社会的因素，有必然和偶发，甚至大脑结构和某些激素的异常，都会成为绕不开却含混杂糅的要素。而媒体，只能报道我们确信又可确证的内容。

　　8年前，杨俊官的身体状况非常之差，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他和妻子这辈子都没享过什么福，又什么罪都受过，这一生可以称得上一场噩梦，同样没地方叫屈。

　　命运最可怕处可能不在于无常，而在于通晓一切大道理后的无助。倘若杨家当年家境能好那么一点，无师自通绘画的杨新海能考个美术生啥的，正阳县就会多一位聪慧的美术老师，少一个嗜血的死刑犯。

　　【人物档案】

　　据警方的调查，杨新海于1999年至2003年间，流窜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四省，作案20余起，杀死67人，强奸23人。2004年2月14日，杨新海被执行死刑。

　　杨俊官　杨新海之父，74岁，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杨陶庄村民。

　　从杨俊官家到镇上的路不长，五六里地，非常难走。

　　没修几年的村村通公路上，坑坑洼洼。摩托车在路上一直乱蹦跶。

　　杨俊官死死抱着前座上的二儿子。他几乎不出村，出村就为看病。

　　他攥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X光片。医生看了片子，有说是肺结核的，也有的说是肺气肿。杨俊官相信自己两种病都有。

　　他的身体，比X光显示的更糟，除了肺病，还有气管炎、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每到夜晚，这位74岁的河南老农就在病痛中挣扎，直到天亮。

　　而对过去日子和人的回忆，就像胸腔里爆裂般的疼痛一样，一旦发作，再难赶走。

　　杨俊官最痛心的，是被枪毙的三儿子—杨新海。

　　十五岁，父亲被枪毙

　　在杨家，杨新海并不是第一个被政府枪毙的人。

　　第一个被枪毙的，是杨新海的爷爷，也就是杨俊官的父亲。

　　杨俊官拒绝说出那个让他想来发抖的名字。他只知道，父亲在“八路军来以前”，为乡里做保长。

　　他说的“八路军来了”指的是解放。1949年，正阳县解放后，杨俊官的父亲很快被抓了起来。在一个民怨沸腾的早上，和乡里的地主恶霸一起，在离杨陶庄不远的汝南埠街上被公审公判后处决。

　　当时，15岁的杨俊官和母亲、姐姐躲在家里，大气不敢出。不到一个月，他的母亲也在惊惧中逝去。

　　杨俊官说父亲没做过什么坏事。乡邻并不这么认为。同庄一位陶姓老者回忆，杨父一直帮国民党抓壮丁，很多人有去无回，“这是断子绝孙的买卖”。

　　父母双亡后，杨俊官跟姐姐相依为命，饥饿、贫困和白眼贯穿了他的少年时代。他说一辈子没跟人拌过嘴、打过架，“我这样子，能活一天就算一天，跟别人斗气，不沾弦呀……”

　　他从不买日历，他记忆里也少有时间的概念。甚至，哪一年结婚的，也忘了，只记得20岁左右。

　　跟他这个四类分子后代结婚的，是邻村的姑娘张小云。小云是乳名，她没大名，跟了杨俊官后，就叫杨张氏。

　　老了的张小云谈起身世，开始哭，说命苦呀，哭到最后，瘦小的身子蜷缩在花生垛上睡着了。

　　她的父亲是个会赶大牛车的好掌鞭，那可是个技术活儿，做长工的话，可以比别人多吃一个荷包蛋。一次赶车到半路，他双腿被车齐刷刷撞断，哭叫中死去。

　　一直靠向亲戚邻居乞食的张小云以为，嫁给老实巴交的杨俊官，可以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而好日子还没怎么感觉到，她和杨俊官已老了。

　　“一辈子没吃过青菜”

　　10月16日，二儿子杨新河骑着摩托车，带着杨俊官到县城看了病。

　　下午带着X光片的纸袋回来，袋里还装着237元的医疗费票据。

　　杨俊官很心疼，“不是老二非要带我，我才不去呢。”他的理由很简单：肺结核既然不能治好，就没必要再治，费钱。

　　他浑身尘土，上身是一件20年前买的中山装，裤子是儿子淘汰的，穿在他的细腿上，空空荡荡。旧布鞋鞋帮低，没遮住布满灰痂的双脚，即使在寒冬，他也很少舍得买袜子。

　　即使是跟儿子说话，他也习惯性地低着头，声音细而缓慢，大部分发话都以“咱不中”、“不沾弦”、“你说咋办?”等收尾。

　　他不能清楚地分辨哪些日子最苦。他还记得1959年，大饥荒，饿得锄头都扛不动。那时庄里常死人，活人也没力气埋人，尸体直接丢在红薯窖里。

　　他全身浮肿，一按一个窝，估摸着自己快要死了。这时，一群大雁飞过头顶，落在村边一块荒地里。能吃的野菜和野草都被人挖光了，大雁在干啥呢?

　　杨俊官挣扎着过去，大雁受惊飞走，地上留着一摊摊粪便。他扒开来，看到了尚未消化的粮食和草籽。

　　他吃了，浮肿消了不少。

　　49年后，他眯眼看着秋高气爽的天空，“你说，现在咋不见有大雁了呢?”

　　他觉得人能吃上白馒头就是天大的幸运。他说他从小不吃青菜，也少有机会吃肉。儿子杨新河说他想省钱，他不承认，“我就是不想吃”。

　　“大跃进”后，因不吃青菜的特点，他被村干部选去照料菜园。“别人去看，队长都不放心，我去看，谁都不说闲话。”

　　张小云在节俭上丝毫不亚于杨俊官。儿女们形容张小云的可怜，就一句话，“吃了一辈子剩饭”。

　　当第一顿饭剩下后，张小云保存到下一顿吃，下一顿饭往往又剩，周而复始，她就一直在吃剩饭。

　　吃窝头，吃剩饭，这对夫妻还是生下四男两女。在那时的河南农村，这并不鲜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家八口住在两间小土坯坷垃建成的房子里。

　　六个孩子的命运，只能像村外的庄稼，听天由命。

　　曾经最爱三儿新海

　　六个孩子中，张小云最喜欢生于1969年的新海，他在儿女中最聪明，儿时又“柔弱得跟个女娃儿似的”。

　　在村民零散斑驳的记忆中，杨新海小时乖巧听话，腼腆。他放学放假回村，见到老人，会站到路边问候几句。乡亲们也喜欢找他玩耍。

　　他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还画得一手好画。村人判断画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像不像”。

　　村民王嫂还记得，那时，一到岁末，杨新海家总挤满求画的人。杨新海善画虎，上山虎、下山虎的体态分别，他说来头头是道，让众人颇为叹服。

　　对于杨俊官来说，儿子受人崇拜，他感到了莫大的满足。在杨家，从来没人如此为别人所需要。甚至，杨新海落网后，杨俊官向来访记者提到最多的，还是“他画啥像啥”。

　　能在粗糙的白纸上画几只好看的老虎，并没有改变杨新海的命运。

　　杨家不是不注重教育，解放前，杨俊官的小富农父亲还不忘一年耗好几斗粮食，送他去附近大户人家办的国民小学读书。至今，古稀之年的杨俊官提起毛笔，还能很流利地写自己的名字，笔画遒劲。

　　当有了儿女后，农民杨俊官最大的理想，是将他们拉扯大。

　　而对子女的教育，杨俊官采取了自生自灭的方式，6个孩子只有杨新海读到高中。他从小读书认字，上小学报名，老师看他识很多字，让他直接从二年级读。这让杨俊官引以为豪。

　　但生活仍是窘迫。被抓后的杨新海曾告诉媒体，他很感谢管教给他买了两身新衣服，从来没人这样对他—事实上，也包括他的父母。

　　杨俊官说，新海小时几乎没穿过新衣服，衣服都是哥哥淘汰给他。

　　在十四五岁时，杨新海升入十八里外的油坊店乡高中。学校的伙食他吃不起。在一个堂姐家过道里，杨俊官给他支了个小煤炉，每月送粮送咸菜，让他自己做饭吃。

　　杨俊官知道儿子很憋屈，但他表示无能为力。在杨新海两年半的高中生活中，家里很少给他钱。他的学杂费和书本，大部分来自老师资助，他的成绩也大不如前。

　　这一切，都是杨俊官没重视，或无暇重视的。他难以理解儿子有饭吃，还会觉得“没脸在学校呆”。

　　杨俊官承认，他曾因为钱的问题，跟上学的儿子吵过嘴。回忆起来，他一再说，“日子苦呀，家里也是没办法……”

　　他几乎没有教过孩子们“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他的眼中，命运就像是一只鼻子特灵的狗，你无论钻到哪儿，它都能找到你，咬上你几口，“不认命?那你说咋办?”

　　杨新海选择了“认命”。1985年春天，高三下学期开学不到两个月，他捎信给父亲，说粮食没了。当杨俊官用架子车拉着几袋粮食到学校后，却发现儿子已于一周前出走，去向不明。

　　“这是谁的骨灰?”

　　一个多月后，杨俊官得知，老三原来跑到了老二打工的地方，河南焦作。

　　老二在煤矿一天挖8个小时煤，收入7毛钱，这在老三看来是笔不小的收入。

　　杨新海试着在煤矿上帮工，在杨新河看来，“那可能是老三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每到收工时，工友们总是吆喝杨新海来两句，他就在人群中放声高歌。

　　但几个月后，杨新海又离开了哥哥。一年后，他写信说到了太原。杨俊官奔波数天，在一个简陋的工地找到了儿子，叮嘱他“好好干”。

　　“他使劲点头。”杨俊官说，“走的时候，爷俩哭得可厉害。”

　　那是杨新海最后一次跟家人交心。之后，他南下北上，干过不少工作，被拘留、劳教和判刑，家人也只稍微听他说过片言只语。

　　据媒体报道，杨新海第一次被劳教，是1988年在西安，期限两年;放出来刚一年，他又因扒窃在石家庄被劳教一年;1996年，他又因强奸未遂，在河南被判5年徒刑。

　　杨新河到新郑的监狱去，叮嘱他好好改造，“他也应承下来，不过情绪有点冷”。这是哥俩最后一次见面。

　　之前，杨新海曾回乡几次，短暂居留。他曾买来卡拉OK系统，在家里唱歌，被杨俊官批评“聒噪的厉害，还死费电”。

　　每当外人不在场时，杨俊官和几个儿女，都想跟杨新海叙叙旧，说说心里话。但杨新海已不是那个女娃一样腼腆的老三了。

　　“我们不敢问他的事情，问急了，他就发火，凶得很。”新河说，他只隐约听村民说，杨新海曾抱怨在外“没人抬举”他，处处受白眼，劳改场里受了很多罪，“刺激太大”。

　　杨俊官和杨新河都没细问。为了妻儿，新河一如既往在外打工。杨俊官则继续在豫东平原上扒坷垃，“指望老天爷收成”。

　　直到进入2003年，当地开始流传杀人狂的消息。正阳县警方曾一度公告市民夜晚不要外出。跨省专案组拉网排查，多年流荡在外的杨新海成为重点怀疑对象。几名警察上门，抽检杨俊官的血。

　　他吓得几夜没睡着，隐约意识到“老三可能出事了”。

　　2003年11月中旬，在河北与天津交汇处一工地干活的杨新河，看到三弟连续几天成为《燕赵都市报》的头版人物，慌忙赶回了老家。

　　此刻的正阳县，已是风声一片。各地记者，接踵而至。

　　杨俊官想看看杨新海，被告知“当事人不想见家人”。当杨新海被押回河南漯河后，杨俊官找过去，还是没见到。

　　关于儿子杀人的一切，杨俊官都是从记者那里打听到的。

　　2004年2月，杨俊官给杨新海准备了两套新衣服，送到了漯河。不到三天衣服退了回来，还有一纸通知，说已执行死刑，让去漯河收尸。

　　漯河市政府大院内，有人递给杨俊官一个骨灰盒。一辈子对干部唯唯诺诺的杨俊官突然强硬，“为啥不让俺见尸首，咋知道这是谁的骨灰?”

　　他扭头便走。骨灰至今未领。

　　隔绝的邻里

　　回到杨陶庄后，杨俊官发现，邻居们说话好像在躲着自己。

　　这样也好，他一辈子几乎不串门，对乡间的交际本就不重视。那些议论，像田野里的风一样吹来刮去，却没有进过杨俊官的家门。

　　“没人会跟我们提老三。”杨新河说，“除了记者”。

　　杨新河发现父亲变得更“低调”，走路说话头埋得更低了，“像个罪人一样”。

　　“我本来就是罪人呀，生个那样的儿子。”杨俊官老泪纵横。

　　在汝南埠镇，问“杨俊官”，很少有人认识，但如果问“那个杀人犯的父亲”，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会指向杨陶庄方向。

　　杨俊官的家，在村里最大的一个死水坑的边上，他在砖瓦厂外捡了两年碎砖块，砌了这两间小屋。

　　屋里蛛网密集，他搬来一张落满尘灰的椅子，一屁股坐上，望着门前树叶发呆。旁人不说话，他就那样一直坐着。

　　夜里，病痛让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他说胸腔内阵阵剧痛袭来，“跟扯住肝肺一样”。

　　辗转中，他想起往事，想起他爹和三儿，他就哭，哭的主题跟妻子一样，“命苦”。

　　张小云也常哭，儿子被枪毙后，她连哭几个月，视力急剧下降。她并没找医生看。“一大把年纪了，眼看好也没啥用了。”

　　她和丈夫都没有梦见杨新海。其实她想再见见他，跟他说几句话，问问他为啥走到那一步。

　　捡垃圾和看病

　　这个被外界称为诞生了“杀人狂魔”的家庭，五年来活在自责和痛苦中，谨言慎行。

　　虽自认“有罪”，杨俊官还没到羞于见人的地步。这两年，他开始在附近村庄捡废品。

　　往往，村民们会把垃圾倒入粪坑。很少有人相信，杨俊官能在粪坑里捡来值钱东西。

　　他还是一有空就捡。干不了农活，不捡，拿什么看病?靠儿子?儿子也有儿女呀。

　　杨俊官说，一月下来能捡上百八十块，攒两三个月，能到县医院看一次病。不过，他通常舍不得去看。

　　他一辈子信奉“老老实实干活，不偷不拿”的道理，对意外之财，最强烈的感觉是恐惧。曾有一个记者见他可怜，给他三百元，他追到村外，不还给人家誓不罢休。

　　他不是不需要钱，他说，“我不知道他为啥给我钱，我怕呀!”

　　这是河南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正阳县的GDP在河南倒数前十。杨陶庄人均耕地1亩，年收入800元左右。青壮年大都打工去了，老弱病残幼，守着这片土地。

　　病中的杨俊官并不怕死。他甚至会想到，“下辈子命会好点吧”。

　　而杨新河对弟弟的事一直心存怀疑，“瘦得跟猴一样，咋能杀那么多人。”他请记者上网，把杨新海犯案的地点打印。“我哪天闲了，顺着这些地方走一趟，去看看具体咋回事。”

　　他的话马上招致杨俊官的不满，“那么大的案子，还会冤枉他了?”“人都枪毙几年了，你还是省点力气，省点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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