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农民工：农村不想回 城市难安家

　　2016年广州积分入户开始了，这对农民工来说是个好消息，通过申请就可以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1984年，中国确立商品经济，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对产业工人需求量大增，大量农村人口从中西部、省内其他地区流向广东沿海寻求就业机会。也是这一年，“农民工”一词诞生。

　　2013年，广东省人社厅的数据显示，广东的农民工人口已经达到2700万人，成为第一“民工大省”，大量农民工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30多年后，第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老去。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人口已经突破2.7亿，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再创新高，达到17.9%。在这批农民工中，大多早已返乡种田养孙。但还有一批人，不甘心重蹈父辈的农耕劳作，或只身一人或拖家带口“扎根”城市。

　　南都记者采访多位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曾在去留间抉择，但最终选择留下。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社保，像是这座城市的“隐形人”。但无论如何，家乡是不回去了，或者说是回不去了。

　　闯荡

　　20年来只回过老家4次，他觉得自己只适应广东的生活了

　　60多岁的胡德海背有点驼，这与他长期的职业有关。

　　但驼背并不影响这个男人的心情，他整天笑呵呵的，一笑，皱纹就把五官牵在一起。

　　他身上每一寸皮肤都黝黑发亮，走在南粤的街道上，很难有人分得清他的籍贯，但一说话，川普口音立马就让他露馅。

　　胡德海来自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他现在是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的一名家政搬运工，来广东已20年。

　　1997年6月，胡德海还是在家中耕田的农民。秀山少耕地，家中只有一亩山地，每年就种点苞谷，农闲时就跑到重庆当“棒棒”。

　　做“棒棒”不仅辛苦，而且入不敷出。家中一儿一女要读书，要添置文具衣物，尽管家人都很节省，但日子还是过得不好。

　　那个年代，当村中的男人开始去广东打工，陆续往家里寄钱的时候，胡德海的老婆开始不满意了—说他窝囊。外出的都是年轻人，像胡德海这样年纪的中年人，从没有过这种想法。然而老婆埋怨得多了，他也就决定出去闯一闯。

　　第一站，到的是广州。根本找不到工作—买方市场，年轻人进厂都不容易，何况他一个中年人。

　　辗转到了佛山，由于天生一股蛮力，胡德海终于在老乡的介绍下，进入如今的这家搬屋公司，一干就是近20年。

　　10月30日，上午9点，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胡德海和5名工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第一单活要求高，一本地人新居入伙，从旧屋搬家具上11楼，物业不许从电梯上，胡德海组织工友从消防通道抬。

　　家具的搬抬很讲究，特别是在楼梯转角处，这种看似粗重的活就变成技术活，经过近20年的历练，胡德海早已驾轻就熟，成为公司骨干。

　　胡德海说，之所以选择搬运工作，是因为自己是文盲，只能干这样的活。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份工作看似劳累，但自由度大，收钱也准时，干一单收一单，偶尔还会得到客人的打赏。

　　但搬家这个行业，工人流动性大，公司不会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工作也不会有任何保障。胡德海所在公司是当地的老企业，信誉好收费低，生意持续不断，搬运工尽管全是外省人，但极少流动，大多早已把广东当成第二故乡。

　　“从1997年离开后，我很少回老家，老婆只晓得要钱。”胡德海说，20年来，他只回过重庆秀山四次，每次回家都呆很短时间，他觉得自己只适应广东的生活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和交通便利的城镇转移，一些曾经热闹的村落人去楼空，甚至名存实亡。胡德海的家乡—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也不例外。60多岁的胡德海在搬运家具。

　　老去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胡德海还没有回家养老的念头

　　相比家乡，胡德海更认同他生活了近20年的城市—有良好的治安，安逸的环境，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还有就是可以找到“知音”的慰藉。

　　11月1日黄昏，胡德海忙完一天的工作。这天收获颇丰，公司接了5单生意，劳累换来500多元的收入。他可以过一个开心的夜晚。

　　租住的岗头王村灯火通明，这里是城市有名的城中村，三教九流聚居之地。也是胡德海最留恋的场所。

　　在“握手楼”之下，胡德海不停地跟人打招呼，见到熟悉的单身少妇，就用家乡话调侃，偶尔也动手动脚，眼神暧昧。

　　初来这片南粤之地，胡德海思念家，思念妻子。之后，他发现，在自己身边，有无数和妻子同龄或者更年轻的同乡女性打工者，她们也迷茫和无助，和她们的关系开始是金钱的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相知相恋。

　　对于家庭的愧疚，胡德海用每个月寄回的金钱来弥补。如今，胡德海说，除了不会说广东话之外，他已经是一个广东人了，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还没有回家养老的念头。

　　在广东生活了20年，他没有任何资产，长时间的居住也没改变他在这座城市“隐形人”的身份，享受不到本地人的任何福利。但，他还是愿意呆下去。

　　家乡对他来说，已没任何吸引力，唯一留下的只是贫穷的记忆。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70年代。第一代农民走出田间地头，放下锄头，拿起锤头走向城市，成为最早的广义农民工。

　　1984年，大量农村人开始流向广东沿海等地区寻求就业机会。也是这一年，“农民工”一词诞生。

　　1992年，中国开始大步踏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产业布局遍地开花，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工流动也随之风起云涌。也就是在这之后的第5年，胡德海走出家门。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中国农民工人口已经突破2.7亿，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1.3%。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再创新高，达到17.9%。但在此前的高速增长之后，从2011年以来，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5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比上年增加208元。

　　2013年，广东省人社厅数据显示，广东的农民工人口已经达到2700万人，成为第一“民工大省”。

　　农民工的流入地也在不断变迁。广东省人社厅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间，本省农民工由790万人上升至1048万人，年均增长64万余人。与此同时，外省农民工从1777万人下降至1654万人，年均减少30万余人。

　　抉择

　　留城还是回乡？邓燕家走到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邓燕的左前臂被工厂内的一台油压机轧断。

　　顺德区容桂，40岁的四川南充嘉陵区双店乡人邓燕，已经两年没有工作。

　　她有一个妹妹，家里是纯女户，缺少劳动力，生活不富裕，外出务工赚钱是唯一的选择。

　　2003年，27岁的邓燕决定南下打工。她来到广东，一直在佛山的五金厂工作。2014年5月，她的左前臂被工厂内的一台油压机轧断。

　　眼前的邓燕，显得异常憔悴，长期呆在家中，身体开始微微发福。为了清洗方便，她剪了短发；因为要长期为自己的工伤奔走争辩，她的语速显得快于常人。

　　一到佛山，邓燕就选择进入五金厂工作。佛山的五金厂大多有冲压设备，高风险，但收入也相对较高。邓燕心细且自负，自认一辈子都不可能出事。

　　“我工作两年，就把两个女儿接到顺德。”到广东时，邓燕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乡太穷，邓燕想方设法给女儿好的环境，虽然工资收入低，但她还是鼓起勇气，毅然把孩子接到广东。

　　“鸟往高处飞，水往低处流。我们都想生活在环境好的地方。”在顺德区容桂镇，第一年，邓燕每个月有850元的收入，这对一个27岁的打工妹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她用120元和丈夫在城中村租住，还能存下钱补贴夫家。到2014年工伤前，邓燕每个月收入已经达到4000元。

　　为了扎根顺德，夫妻俩积攒了一点钱，加上东拼西凑借款10万元，2012年买了一辆货车帮企业拉货，每月开始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邓燕觉得，自己找到了想要的生活，也千方百计想留下来。

　　在广东的13年，邓燕之前并没有太留意自己的外来工身份。但在2014年，小女儿唐丹在顺德读初中，家庭高兴之余也多了一个烦恼，按照当地要求，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需要家长提供房产及社保证明。

　　夫妻两人都是外来工，也非常向往在顺德有属于自己的家。“曾经几次动了买房子的念头，但还是没有最后下决心。”邓燕现在都还有点后悔，因为当时顺德的房价并不高。

　　没有房产，只有社保这一条路。2014年，邓燕狠心辞掉高收入的五金厂工作，来到一家有社保的企业。然而，厄运降临。没多久，她永远失去了左前臂。

　　突然成为残疾人，给邓燕的“广东梦”蒙上了阴影。留城还是回乡？这个家庭走到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大女儿唐红刚18岁，是回乡的最大反对者。她中专毕业，现在顺德一企业实习。

　　五岁就来到广东，唐红已经完全融入当地。家乡四川在她心里已是异乡，那里虽有亲人，但却没有朋友，五岁的记忆也早已模糊。

　　小女儿唐丹已就读初中三年级，她对家乡几乎没有印象，顺德容桂就是她的家乡。

　　每年春节，邓燕都把两个女儿带回老家，摩肩擦踵，坐一整天的火车到达成都，然后乘长途汽车辗转奔袭南充，再坐摩托过盘旋山路。另外，还有无法通行的道路需要步行，两个女儿早已苦不堪言。

　　春节长假在老家，无论饮食和生活习惯，邓燕和丈夫都已经无法适应，女儿们更是归心似箭。

　　2014年7月24日，邓燕工伤认定。9月22日，经鉴定为3级伤残，赔偿79万，支付律师费6万，剩下73万。

　　2016年11月1日，清晨，顺德容桂，邓燕在洁净宽敞的小区内锻炼，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一片祥和。

　　夫妻俩用每年7000元，租下容桂二室一厅的房子，“我也想通了，人生一辈子都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邓燕说。

　　得到一笔“巨款”，生活中也多了很多纠结，亲戚伸手借钱的多了，给还是不给？如今在顺德还没有落户，到底该不该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做佛山人，做顺德人？

　　所谓“回不去”农村，其实是“不想回去”，邓燕和女儿都不愿意也不甘心重蹈父辈的农耕劳作。这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但无论如何，家乡，她们决定“不回去”了。

　　对策

　　解决农民工孩子入学问题是突破口，留城还需加大户籍改革

　　包括胡德海和邓燕在内的农民工，曾创造了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

　　30多年来，尽管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很多无法磨灭的贡献，但他们却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为城市架建起一座座现代高楼的同时，还拥挤在脏乱的城中村；他们组装着一部部高科技智能手机，却干着超时的活拿着低廉的工资；他们生产高昂的时装，自己却穿着廉价的衣裳……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获得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

　　如何让这一拨“回不去”的农民工能真正留下来？

　　“很多农民工之所以回不去，是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脱离农村生活很长时间，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不再是传统的农民。但同时，因为‘农民’的这样一个身份，让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这是困境所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王春超说。

　　近年来，他研究发现一个趋势：早年农民工主要是单身出来打拼，结婚后通常是丈夫或妻子独自出来，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是家庭的整体迁移，伴侣、老人孩子也跟随来到大城市。

　　王春超认为，要解决留城农民工回不去的窘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他们孩子予以政策考虑。目前城市对于农民工孩子的教育政策有待完善，如“借读费”等，“不是本地的户籍，他们的孩子所受的教育资源就没有那么多，或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但城市的资源丰富，他们又很愿意待在城市。要解决留城农民工的困境，除了关注成年农民工这个群体本身，对他们家里的孩子和老人的关心或许是政策调整的重要突破口”。

　　目前对于农民工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两类人群的问题。一方面，年轻人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大城市就读公办学校。“比如中山积分入户比较早，大家抢得最明显的不是积分入户，而是积分入学。很多人在老家有宅基地、耕地，不愿意放弃，但又希望孩子能在大城市读书。”华南理工大学劳动关系研究中心黄岩教授说。

　　另一方面，对于快退休的农民工，则是希望开通统一的社保补缴政策。黄岩对珠三角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调研发现，近期追讨养老保险的群体越来越多，“很多企业很晚才买社保，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福利政策区别对待，有的人50岁才买社保，但60岁就退休，还差5年没买，他们最希望开通补缴渠道。”

　　“我们不能简单地下农民工‘永远回不去’的判断，一方面，要努力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中西部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愿意回到内地的农民工回到家乡从事非农产业或继续务农。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不愿意回去或不能回去的农民工，要努力创造让他们尽快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使他们融入城市，享有过上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权利。”对于如何解决留城农民工“回不去”的窘境时，广东省政府参事、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这样答道。

　　他认为，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生活，关键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是需要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二是需要提供相对稳定的就业机会。此外，还要提供社保、医疗、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保障。

　　“但这一系列基本保障与多年来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不相符的。”陈鸿宇说，为解决农民工的进城和留城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央已经加大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努力使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享有所在城市户籍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城市内部、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就没有办法均等化，农民工也就难以自主地进城或自主地回乡。”此外，也要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提升他们融入城市的竞争本领。

　　陈鸿宇强调，除了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之外，全社会也应该为农民工进城、留城培育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社会氛围，“对于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的陈腐观念，应该坚决破除。”

　　（注：为尊重当事人隐私，胡德海为化名，部分资料摘自南都《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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