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刑期”：揭秘中国服刑人员子女生活现状(2)

　　“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一直都特别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法。”陈志林表示，虽不可笼统地为服刑人员子女贴上心理不健康的标签，但服刑人员家庭由于家长一方或双方入狱，导致孩子由亲友、老一辈或是无人抚养，孩子养成不当的生活习惯、产生突出心理问题及犯罪倾向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了。

　　如何与孩子相处，不伤及他们的自尊心，许如金仍在摸索。她只好在孩子面前小心谨慎，尽量不主动提起“监狱”之类的敏感词。

　　陈明霞认为，对孩子刻意避讳，并不是最好的对策。她大方地与朱奇谈论有关父亲的一切，甚至拿孩子父亲当反面教材，吓唬朱奇说“如果像爸爸一样打架，你也会被抓走关起来”。

　　生性乐观而顽皮的朱奇记住了“不能打架”，却没把“被抓走”放在心上。在他幼小的心里，父亲还是那个疼他爱他的“超人”，一个不小心犯了错误的“好人”。

　　“我想让这4年，只是像孩子的一场噩梦一样，而不是心病。”陈明霞说。

　　如今，朱奇已能平静地谈起父亲入狱的事。最近一次去探望陈明霞和朱奇一家时，许如金注意到床头前新贴上的一幅铅笔画。那是朱奇用铅笔画的全家福。为了防止褪色和受潮，他用宽透明胶带，贴了一层又一层。

　　画里，他给母亲戴上粉色的皇冠，给父亲穿上帅气的皮鞋，他站在父母中间，拉着他们的手。在画的顶端，朱奇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一家人幸福。

　　孩子的愿望单纯美好，但对作为母亲的陈明霞来说，最迫切的，是钱。

　　2014年9月开学之际，阳光中心经过筛选，给家境特别困难的42名孩子发放了每人2000元的助学金。

　　这是迄今为止阳光中心最大的一笔单项开支，来源于民政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合作举办的“大爱之行”项目，这个项目为他们提供了10万元资金支持。

　　开支远不止这些。偶尔组织孩子们开展互动、普法活动，日常的走访慰问，处处需要经费。为了给孩子办理户口，以便升学，必须为其做亲子鉴定，而几千元的鉴定费用，也需由中心帮助承担。

　　由于没有专项经费，每一笔开销，许如金都需要零星地从阳光中心的总体经费中挤，或者想方设法自筹。

　　许如金曾以“打广告，做宣传”的名义，向一些企业寻求援手。“这些企业每年的报告中，都会有社会责任这一块。我也会告诉他们，会尽力吸引媒体报道。”许如金说，她开过口的企业，几乎没有拒绝的，但赞助金额不大，通常不超过5万。

　　但许如金很清楚，再多的救助，也无法把这些家庭从贫困中彻底挽救出来。“帮一点是一点吧。”许如金叹气说。

　　被“遗忘”的群体

　　服刑人员子女抚养问题早已显现，但真正引起广泛重视，始于集中抚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组织“太阳村”的建立。

　　太阳村是迄今为止全国影响力最大的救助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组织，创立于2000年，现已在北京、河南、陕西等地开设9个分部。

　　此类民间救助机构最早始于1996年成立的陕西省回归儿童村，此后建立的还包括西安“儿童村”、福建“善恩园”、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等。

　　一直以来，民间组织是我国救助服刑人员子女的主要力量，但他们为数不多，规模不大，救助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他们将服刑人员子女集中收养，为他们提供完全独立的生活环境，直至成人或父母出狱。

　　2006年被媒体大量报道后，太阳村走上舆论巅峰的同时，也因涉嫌财务不公开、利用孩子谋取不当利益等问题广受诟病。

　　近年来，像许如金的阳光中心一样，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服务的机构逐渐增多，方式以分散的经济救助、慰问为主，区别于太阳村等民间组织的“集中圈养”。

　　许如金认为，社会上零散的爱心和援手无法长久，“有多大力量发多大光”。这个群体真正需要的，是一套科学的帮扶办法，和扎实的政策支持。

　　陈志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论是《世界人权公约》还是《儿童权利公约》，都没有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做出精准的定义。

　　目前，我国主要的国家监护机构是儿童福利院，但儿童福利院接收的儿童范围非常有限，仅包括残孤儿童和查找不到父母的弃婴。服刑人员子女既非“孤残儿童”，也非“弃婴”，不符合条件，从而无法统一得到国家监护。

　　“本分”之外

　　“无论有没有现成法律，政府都应该承担兜底责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陈友华表示，“政府兜底”有两种方式，一是儿童福利院直接救助，二是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救助。这意味着大量的资金、人力、组织资源投入。

　　“但现实是，国家还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份责任。”陈友华说。

　　2006年，民政部公布的《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正式提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一概念，并指出“对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妥善安置”，但并未明确具体的责任部门。

　　许如金的包里常备各种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条文。她研究发现，条文中涉及责任部门的表述模糊不清，通常以“有关单位”一笔带过。

　　为了说服团委领导，许如金以“预防儿童犯罪”和“预防儿童流浪”的名义，才成功将帮扶服刑人员子女纳入了职责范围。

　　“我们没有经验，很多事情，大家坐下来议一议，也就定了。”过去一年多里，许如金做了许多尝试，却无法对效果量化和评估。“我们自己觉得好，可效果怎么样，社会认不认同，我们也不知道。”

　　许如金表示，这些工作本在“本分”之外，因而“想做的都有想做的理由，不想做的都有不想做的借口”。

　　陈志林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法定的国家或政府的职责，民间救援力量多种多样，包括各类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宗教机构、基金会等。但我国慈善事业总体上不发达，民间救助力量也相对薄弱。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01年，美国《家庭安全和稳定促进法案》已正式提出“服刑人员子女指导计划”，并规定2002、2003年每年财政拨款6700万美元，支持各类符合条件的组织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服务。

　　最近，许如金琢磨着建立一个银行公益账号和网上的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布所有善款的去向。“得先把平台建起来，才能吸引社会资金。”但这一想法再次遇到了阻力。“领导要求等钱到位了再说，可钱在哪儿呢？”

　　如今年关将至，许如金又在为过年慰问金的来源发愁。“也许，我该去找马云。”许如金苦笑着说，“你觉得行不行？”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所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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