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润园青年改革者：姚洋曾逼美贸易代表拍桌子

　　朗润园的青年改革者

　　推开办公室的门，林毅夫并没有注意到朗润园的二乔玉兰开满了整树的花，一阵风正吹散花瓣。

　　朗润园坐落在北大镜春园之北、万泉河之南。现代化的锡皮屋顶和窗户上象征皇家地位的纹饰将两个时代拉到了同一空间。

　　清朝嘉庆时期，这里曾被赐给庆僖亲王永璘，旧称“春和园”；咸丰年间改赐恭亲王奕，改称“朗润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去世，这里成了军机处办公地址之一。

　　现在，朗润园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在，成了与中国经济改革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之一。一群以改革为己任的经济学家在这里建言献策，度过了人生最辉煌的20年。

　　时代巨变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林毅夫从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毕业。他被分配到金门284师任马山连连长，成了台军中的“明星”青年军官。

　　青年林毅夫有着严谨缜密的思维。他常用私藏的收音机收听大陆电台，仔细揣摩对岸时局的变化动向。

　　20世纪70年代，缠斗了近大半个世纪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去世，给两岸政局走向带来了不确定性。

　　1978年，蒋经国就任第六任“总统”，邓小平逐渐成为大陆事实上的领导人。两人早年间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此后的岁月，台湾和大陆行驶在两股不同的车道上：台湾民主浪潮高涨，蒋经国顺应时代呼声，开启台湾民主化之门。大陆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邓小平推动大陆打开国门，拥抱世界，带来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

　　也在这一年秋天，易纲、海闻考入北大经济学系。“到了北大看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他说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劫难后，“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和追赶。”

　　第二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这是大陆巨变来临的信号，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党的工作重点。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国务院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在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中共党内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担任农委副主任，他注定要在改革史上留名。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齐聚他麾下。

　　1978年的林毅夫只有26岁，他正谋划人生道路。到了1979年元旦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两岸“三通”建议；同时，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也在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

　　“小我跟大我必须统一是最好的，大我是贡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小我当然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贡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林毅夫告诉我，这是他从小的志向。1979年5月16日，他横渡金门海峡游泳到大陆，此后35年，他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在时局巨变中，林毅夫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你们这一代人不容易理解，但对上一代人来讲(就是这样)。”

　　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二年级学生周其仁读了一篇文章——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文章还注明“顾准遗作”) 。这篇文章对他日后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深受鼓舞，摘抄了最让他感动的部分，“他(顾准)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较之后，心情变得冷静而充满理智，对自己反复多次长期身处逆境，并不怨天尤人，处之泰然。”

　　懵懂的变革

　　经过组织安排，林毅夫参观了大庆、延安、南昌、南京等地，他深刻感受到大陆经济建设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此前30年，台湾经历了土地变革和经济腾飞。尹仲容、李国鼎、严家淦、孙运璇等经济干才推动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

　　生于1952年的林，正好赶上了这个阶段。“现在大陆对台湾这30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上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他在信中告诉表哥李建兴他到大陆的感慨。

　　结合台湾经验和大陆现状，林毅夫最终选择经济学领域继续深造。1982年，从北大政治经济学硕士毕业的林毅夫奔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同一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挂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块牌子)，取代国家农委。杜润生任主任，34岁的王岐山被借调到研究室工作。

　　和林毅夫一样，易纲、海闻也到了美国留学。虽然身在大洋彼岸，他们还是关注到了一个23岁的年轻人——张维迎。1982年，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东道主是张维迎的母校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的学识得到了茅于轼的青睐。参加这次会议的杨小凯、田国强后来也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改革年代催生了一代青年快速成长。“理想主义”、“国家情怀”，是所有受访者对这一代人的身份认同。

　　1982年到1987年，围绕改革和发展，官方和学界内部争论激烈，政治气氛波谲云诡，改革曲折前行。

　　这一时期，大批中青年学者投身到研究和实践中去，为改革出谋划策，比如被称为“京城四君子”的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和黄江南，还有周其仁、张维迎等青年学者。1986年，杜润生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任副所长。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都在该所从事农村政策研究。

　　“没有任何犹豫。”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林毅夫选择回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这么教育出来的。”

　　1987年，林毅夫被安排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陈锡文接替王岐山担任所长。

　　“在80年代，他们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明星。”当时，体改所、发展所联合组织北大、人大、南开三校经济学研究生开展培训班，北大学生姚洋也参加了，“那些人比我们大不了太多，(大)十几岁，对我们来说都是明星级的。”

　　王小强穿着一身蓝色粗布工作服就登上了大讲堂。“80年代穿着打扮都很土”，但是王小强往大讲堂上一站，“风流倜傥”。“不过他现在变得很左。”“据说当时所有经济学界的女性都是追他的。”姚洋忍不住笑起来。现在的姚洋有一个绰号是“经济学界梁朝伟”。

　　改革在80年代末发生变化。1990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两块牌子先后被摘掉，人员分流到5个部门，大部分去了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林毅夫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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