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用细节戳穿“文革”的谎言(2)

　　周明夫因“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被判10年。他有一个小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周明夫偶然听到了信号更强的苏联广播，被人告发。在被绑走时，来人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当时房间里就三个会计，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徐星说。

　　在片子里，周明夫和老伴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嘟囔着：“文革”时，人都是“没有心”的，谁压倒谁，就上去垫一脚自己就高一点。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比起大多数难友来，周算是幸运的，老婆还等了他十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因“反革命罪”被抓，为了避免成为“反革命”家属，很多人的选择了和亲人“断绝关系”。

　　翁志渝被刑讯时，被要求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他回答“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对方用枪把敲他的脑壳，不承认就继续就敲。

　　翁知道不编个词儿是混不过去的，他想起在报纸上看过“启蒙”，觉得启蒙是中性词，不反动的，于是就“交代”了。审讯组后又加上“领导核心小组”，“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成了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而那几个老乡“同案犯”完全不知情。

　　“同案犯”程德华和翁40年多年来一直都有矛盾，程认为就是翁志渝“启蒙”两个字，把他害得妻离子散。

　　徐星在拍摄的同时，也试图在化解这两位老人的矛盾。徐拿自己说事儿：“在刑讯逼供下，别说‘启蒙’，就是‘反革命’我也认了。”

　　在徐星的劝说下，翁和程冰释前嫌，酒桌上，翁志渝不停说“我们几十年都是老朋友，真的老朋友”，两位老人抱头痛哭。

　　徐星发现，这些农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当年的恐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这种恐惧可能是下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已经完全在他们的血液中了。”

　　他们依然会警惕说错话，得罪政府遭到报复。徐兴林当年被朋友举报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朋友是彻底交不得”，他说。

　　徐兴林曾说过，“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

　　“年轻人会认为，以前发生过那么多残酷荒诞的事情，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种说法是我不能同意的，”徐星说。在杭州看片会外的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最近，徐星在筹备一个新的纪录片《告密者》，将回放一位现年80多岁的学者的“特务生涯”。他在“文革”期间受“组织”秘派，潜伏物理学家束星北身边，监视其言行。“文革”结束后，所有的部门都不承认他这一段秘史，他也因此遭受排挤打压。

　　“历史被层层的谎言覆盖着，其实只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这些谎言。”徐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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