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手党村”今昔：年轻人外出打工 村里依旧贫穷

　　杨成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主持修了一条从屯里到小学的路，将孩子们的上学路程缩短了30分钟。他还把读中学的女儿送到县里，租房，偶尔陪读，无论如何都要让她读个好学校。

　　对此，温江村村民评价说，杨成康进了监狱，就像“读了个大学”一样长了见识。人们选他当了屯长。

　　在距离中越两国边境只有30公里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杨成康从过去到现在都是风云人物。很少有一个群山环抱中的中国贫困村能像温江村这样引人瞩目。12年前，这个村子的19个年轻人在深圳制造了一起抢劫案，手持砍刀把一位受害者的右手砍了下来，仅仅是为了抢走一部手机。随后，温江村的秘密被发现了：当时村里的四五百名年轻人中，有100多人在做这样的“砍手党”，重复着辍学、打工、辞工、团伙抢劫的底层生存路径。温江村因此被冠之以“砍手党村”的名号。

　　杨成康则是核心人物之一。当年，他留着香港古惑仔电影人物“陈浩南”式的长发，在被判刑8年之前，一直被视为多谋善断、意气风发的“砍手党”重要人物。

　　如今，这段历史都刻在了他的身体上。他外表粗糙，鼻宽唇厚，长发已改为平头，毫不引人注意。“砍手党”并不光彩的过去也真的砍下了他的手指：他的手掌粗壮，只是一只手的大拇指没有了，另一只手上有两道明显的刀疤。过去的印记还隐藏在两只脚上，一只被完全挑断脚筋，另一只连着一些。

　　这些是在一次江湖争夺战中被对手砍断的。他的右大腿上有一个条形疤，是17岁时在村里帮人打群架，被对方用砂枪轰伤的；左边大腿也有一处枪伤，那是1999年拒捕时，被警察射中的。

　　10多年过去了，在广东服刑8年的杨成康已出狱回到村里，而昔日的“砍手党村”却更加寂静，重复着日益衰败的农村日常——抢劫从未给它带来真正的财富。

　　从县城到温江是一趟漫长而令人眩晕的旅途。汽车在山与山之间绕来绕去，窗外的景色优美而寂寥。

　　“如果石头能卖钱，那我们肯定发财了。”当地人笑称，家乡一无所有，除了连绵不断的青山。山峦和贫穷从不同维度包裹着温江村，把它围得死死的，10个屯散落在河谷间，寂静无声。村里的老人与小孩普遍最远只到过县城。在他们的大脑中，越南与省内的桂林、首都北京一样遥不可及。年轻人则散落在广东各个城市的工厂里，他们不断变换工作，却从未真正走进脚下的城。

　　多年以来，贫穷如温江村的地貌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这里的村路上堆叠着不同动物的粪便。因为缺钱，村子里大多数房屋红砖外露，窗户的位置留着一个洞，没有玻璃窗。虽然没钱给房子刷石灰、镶瓷砖，但家家户户都修了通往二楼的楼梯，等着哪天发迹了盖一栋“高楼”。房屋的高度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一户人家因为修了4层高的房子而成为全村最让人羡慕的家庭。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为了建一栋足够高的房子，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有人算了一笔账：在县城里做工一个月最多赚一两千元；到了广东则起码有四五千元。当地属喀斯特地貌，一锄头挖下去就是厚厚的岩石，收成不好。种地已是年轻人不会考虑的选项，他们绝不会把未来赌在农田里，田间地头只留了些年迈的身影，和他们弯成90度的腰。

　　即便在最炎热的夏天，少了年轻人的村庄还是显得萧瑟无比。衰老的气息在早晨9点的阳光里漂浮着、下坠着。

　　冯成金独自坐在门口的板凳上，衣服很难辨认出初始的颜色，腋下和口袋处都破了洞，他时不时从嘴里吐一口口水到地上，脚下积了一滩，把土地染成深色。这位64岁的老人已经在这里坐了3个小时，还将像这样继续坐上一整天。一天过去后，他只是追随着太阳，把板凳从一边移向了另一边。

　　他身后的房子，是一生的荣耀。温江村很少有人家能够在空旷的房子里摆上家具，冯成金家却有一套沙发，沙发后面挂着一个“电脑数码信息历”，其实是一副挂历画，下面显示年月日和时间，画上有彩虹、向日葵、别墅和一辆法拉利跑车，最上方写了四个大字：幸福家园。

　　冯成金艰难地挪动着步子——因为中风，他只有半边身子能动，说话已不太清晰了——为这幅画通了电，“幸福家园”立马亮了起来，底下的日期也跟着闪烁，只是还停留在公元2010年。

　　那时，他还是温江村的支书，“说话声音大，吃得穿得都比我们好。”现任支书的儿子赵文学说，“他成天穿着西装，我们连衣服都没有。”

　　那时，冯成金的家里有个铁盒子，里面装着厚厚的一沓缉查通知书，他对前来采访“砍手党村”的记者感慨：“这些小伙子，在家好好的，怎么一出去就变成坏人了呢？”他曾带着记者一家家地拜访犯罪嫌疑人的家，几年之后，等到记者再来回访，冯成金唯一的儿子因抢劫在广东被抓，侄子也“进去”了。甚至他亲家的儿子也服刑去了。当时的报道里，他自嘲，自己也成了服刑家属的一员。

　　不过，到了2016年夏天，他坐在门口，吃力地克服中风的种种症状，颤颤巍巍但又坚定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否认了这些事情。他说，家里没有人被抓进去。

　　冯成金家的墙壁上留下了他人生的光彩时刻。10年前的照片上，他一头油亮的黑色卷发，穿着深蓝色西装，还歪歪扭扭系着红色领带，一张乡人大代表会议的出席证端端正正地插在照片旁；另一张镶了相框的照片上，他穿着西装，背景是天安门广场。这是PS的，温江村很多人家的墙上，都有这样一张主人站在天安门前的合成照。

　　冯家那些照片所环绕着的，是一张油腻腻的奖状，外面裹了一层又一层透明胶，灰尘和油污让它看上去脏极了，仔细辨认，才能看清那上面写的字：冯成金同志在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中，机智勇敢，出色完成任务，荣立三等功。

　　如今头发花白、口齿已不伶俐的冯成金说，这张奖状是这间屋子里最珍贵的东西，比得上儿子给买的新冰箱。

　　那个冰箱是挂着蜘蛛网的屋里唯一的亮色，虽然里面空空如也。冯成金有一儿一女，儿子早早就去广东打工，带着儿媳和两个孙子，一年回来一次，女儿也早已嫁人。早些年有手机，他还能跟儿子孙子联系，现在，那部老式手机也不见了，红砖上还留着粉笔记下的电话号码。

　　说起这些，冯成金浑浊的眼睛里有泪流出，他哆哆嗦嗦的样子，让人分辨不出是出于伤心还是疾患。

　　冯成金的侄子参与的是2005年轰动一时的“少年阿星杀人事件”，因为工钱纠纷，温江人阿星刺死了广东工厂的主管并抢走了400元钱，冯侄是同谋。当时，用暴力来保障生存，在温江村走出的打工者身上形成条件反射，他们本性不坏，但徘徊在善恶的边缘。

　　阿星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自身贫困但又被城市的富裕所诱惑，钱就成了他们的宗教。一位老乡形容，抢到钱的那一刻会抬头望着天空笑，不管明天死活。

　　在阿星的记忆里，跟风抢劫一开始是无意识的，相互间的影响发生在同乡间日常的交往中，那种交往是温情脉脉，甚至是患难相助的。

　　阿星的本家长辈、温江村村头小卖店店主老闭说，阿星的父母现在还在广东打工，他父亲在2008年被工作多年的工厂辞退，从他出来打工的1992年，到被辞退的200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中国货物出口额年增长率高达19.6%，制造业创造了中国GDP总量的1／3，“中国模式”引人关注。

　　如今，老闭并不清楚这家亲戚的近况，说起那些犯人，很多留守的村民都摇头不言，像村子里很多紧锁的大门一样讳莫如深。

　　老闭50多岁，个子不高，带着3个孩子，开了家小卖部，出售5毛钱一袋的那类零食。

　　天空飘来一片乌云，群山很快变成了水墨色，四处游荡的鸡迅速排成一排躲在屋檐下。雨点打在砖瓦房和泥坯房上，宁静的村庄只有动物的叫声和流水潺潺，老闭家没来得及封上的屋顶立刻噼里啪啦地漏起雨来。

　　“这房子是我老婆出去打工挣回来的钱，不是我哦。”老闭说，他3岁没了母亲，将近40岁才成家，“那时候年轻人谈恋爱就是唱山歌，现在的歌节都是老人去，青年全部去广东了。像大姐（即大女儿）那样，要是读书能够认懂，五六年之后再出去；要是考不上高中，就老老实实去打工，帮我们扛起这个家，不出去做工没饭吃的。”如今，外出打工的温江人不再做“砍手党”。

　　他的大女儿今年14岁，一会和10岁的弟弟在小电视机前看碟片，一会跟12岁的妹妹在旧作业本上描图案，听到父亲提到自己，抿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下午3点，一家人决定吃一天的第二顿饭，老闭炒了白菜，煮了一锅稀饭，又拿出两罐啤酒，递给儿子一罐。

　　儿子吃完饭，无聊地坐在柜台里逮苍蝇，他马上要读小学五年级了，家的对面就是温江小学。一名六年级的学生说，原来班上有48个人，现在只有23个了，很多同学都跟着父母去了广东，回来之后变化很大，“变白了，变高了，穿的衣服好看，学习变得好好。”

　　那些随着父母打工的孩子只回来几天参加考试，就又匆匆离开。这所拥有6个班级和6位老师的学校恢复了沉寂，曾经，很多“砍手党”成员没从这里毕业就外出打工，“以为抢完钱就跑了，根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杨成康曾经的兄弟、“砍手党”的灵魂人物阿显，被判刑15年，今年即将出狱，他曾把同乡人的犯罪归结于教育的落后和找不到工作、遭受歧视。

　　“请你们不要离弃他们。”面对前去拍摄的镜头，他把这句文绉绉的话念了好几次，直至眼里涌出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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