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贷”：债主与债户对赌 平台坐收渔利

　　11月30日，使用互联网借贷平台“借贷宝”的许多女性用户的身份证信息、裸照和视频遭到外泄，文件容量高达10G。被泄密的用户以年轻女孩为主，也有中年低收入者，其共性是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几乎没有传统借贷渠道和信用。在线下，她们无法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向熟人借到钱的可能性也很低。但通过“借贷宝”这一P2P网络平台，这些用户有机会向更多放高利贷的个人借到钱。

　　虽说“借贷宝”打着“熟人借贷”的旗号，但最终用户加为好友的也多为陌生人。活跃在“借贷宝”上的高利贷者开出的利息超出了借款人的偿还能力，于是债主要求借款女孩提供手持身份证的正面裸照，并威胁在逾期不能还钱时将裸照传给她们的父母。以女性身体作为信用抵押物（collateral）并不是新鲜事物，在今天的黑帮电影中依然屡见不鲜，正是不规范的信贷市场促就了资本对这一“江湖气”的旧事物的复辟。

　　事发后，“借贷宝”的公关行为同样值得质疑。尽管“借贷宝”对此事展开了调查，并处理了涉事账号，但同时回应称“借贷宝”是合法的网络直借平台，平台上也从未产生、储存过任何“裸条”照片。从处理方式和回应声明来看，“借贷宝”似乎急于强调自己作为平台的客观性和中立价值——“裸条”自始至终是个人行为，进而证明其在此次事件中是无辜的，至多是一个欠妥的监管者角色。

　　事实上，近日舆论纷纷关注的色情交易，不过是一种放贷者和借款人“双输”的选择，这一平台资本主义的新产物“借贷宝”实际为放高利贷的人和借高利贷的人提供了一个对赌的平台，平台把贷款风险分摊给用户，自己却坐收渔利。与此同时，大学生等主要借贷人群成为负债主体，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成为机制和舆论的受害者。

　　债主和债户形成对赌的局面

　　上月底的裸照泄露事件并不是“借贷宝”第一次出事。今年六月，一位化名为李丽的年轻女孩以30%的周利息向平台上的某人借款500元。李丽没能在约定日期前还上本金和利息，于是她又向平台上的另一个人借钱补上了缺口。就这样循环往复，像滚雪球一般，李丽在向一个又一个人借高利贷以填补上一次借款后终于欠下了高达55000元的债务。

　　欠款时间越长、额度越多，也就意味着下一次需要借的钱越多，借钱需要的担保也越多。遗憾的是，在这个“次级信贷”的链条里，李丽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她获得资本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停地借钱。当李丽面临55000元的高额债务时，有一个人愿意向她继续放贷，条件是提供裸照作为抵押，逾期不还钱就将照片传给李丽的父母。李丽确实没能还上这笔高利贷，也才有了最早的“裸条”事件。

　　在传统借贷行为中，当信用记录或还款能力不足以证明贷款资格时，抵押物可以帮助自己获得贷款。在“裸条”事件里，充当抵押物的是这些女孩身体的“拟像”——裸照。影像不能作为实际的抵押物，它利用女孩在家庭和社会权力关系下游的恐惧感彰显其象征意义。想必债主的初衷并不是向李丽的父母公布她的裸照和身份证信息，而是通过高利贷赚取数万元的利息，他赌上的是李丽在裸照的压力下，无论如何都会凑到钱连本带息还给他。“借贷宝”为债主和债户提供了一个对赌平台，公布裸照事实上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因此平台不仅为借款人设下了陷阱，也将经济风险转移给放贷心切的债主们。

　　在《黑镜》第三季的第3集中，男孩肯尼在房间里一边观看儿童色情片一边手淫，这一幕被黑客通过电脑摄像头记录了下来，并以此威胁他如果不按黑客的要求做事就把视频公之于众。肯尼被网线另一头的黑客摆布，甚至被要求去抢银行。肯尼像一个被人肆意操纵的傀儡，观众也心知肚明——肯尼在收到第一封威胁信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正如“裸条”事件中的女孩，当她们在平台上向人借钱时，这个钱就已经还不上了。

　　和肯尼一开始就“死”了一样，李丽还不上钱是一个“既定事实”（fait accompli），她并不是因为没有55000元而遭到威胁，而是因为她拿不出最初的500元。从一开始，李丽的经济状况就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黑洞。从500元到55000元，李丽经历了若干放贷人。每一个放贷人都是风险投资人，他们清楚李丽还不上那笔钱，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让自己成为那个最后被借钱的人，因为公布裸照是风险投资的结果而不是目的。

　　传统的借贷平台本身就是放款者，他们一方面承担债户还不上钱的风险，另一方面负责追债；“借贷宝”则不同，它是一个互联网共享经济的产物，自己不放贷而由用户中的一部分放贷，并各自承担贷款风险。活跃在平台上的放贷者改变了金融行业的雇佣关系，也加剧了底层从业者的恶性竞争，因为这些个人既不受雇于“借贷宝”，个体之间也没有牵连。

　　线上P2P借贷平台还促成了一个双向剥削的局面。和其他“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劳工一样，放高利贷的个人缺乏专业的训练、稳定的收入。这些“流动的”债主剥削着债户，同时也被平台剥削。平台与用户不构成雇佣关系，也不给放贷者发工资，却从免费劳动力中获利，这也印证Web2.0时代的特征。此外，“借贷宝”甚至成立了催贷公司，为债主提供追债服务——在它不承担风险的同时，又开发出了另一条收入途径——这就更脱不了“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主义嫌疑。

　　作为负债化主体的大学生

　　诚然，威胁借款人将裸照传给家人，这一招十分有效。一方面，向陌生人暴露身体以换取金钱的做法为大多数家庭所不耻；另一方面，从披露的消息来看，部分女生急于用钱是出于堕胎等受到争议的理由。然而，从事件发生后的大众舆论来看，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借款人，说这些女孩“缺乏道德”、“不知廉耻”，压力就转移到负债者一侧，却没有看到事件背后机制性的原因。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当今社会“负债化的主体”（indebted subjective）已然成为我们主体的形象之一，同时债务弱化了主体性的潜能，让人在内疚感和痛苦中孤立无援。总之，债务控制了我们的生活，编织出围绕它的道德和权力网络。在剥削关系的巨大面纱下，凭借“裸条”借款的年轻女孩和贷款买房的中产阶级是相似的。只有不停地借钱还钱，人的生活才有目的性。大学生为了还助学贷款，必须在毕业后立即开始工作；离开工作岗位也成了高风险行为，因为很可能下个月的房贷就还不上了。负债者没有了可供实现的个人价值，他的每一份工作、每一个奋斗目标都被纳入借-还款的循环结构中。

　　在旺盛的借贷需求中，形态各异的金融借贷平台应运而生。像“借贷宝”这样的平台创立之初，恐怕没有人料想到“裸条”会出现，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作为整个复杂系统自我生成的意外状况，女孩的裸照比中产者的银行还款单更“迷人”。媒体不断暗示女孩们急需用钱的原因——尽管只是一小部分人借款的原因，“堕胎”二字仍被反复提及。在点击率的压力下，媒体和平台在资本的流动中维持着合谋的关系，造成的结果便是使责任个人化，权力无孔不入的机构或互联网大平台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被豁免了，同时被忽视的还有塑造了作为负债化主体的大学生的社会基础。

　　和那些旨在让青少年戒除网瘾的学校思路相同，“借贷宝”渗透到家庭中，并利用家庭内部关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力结构）开发出经济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一名在上海读大学的贫困生没有固定收入，父母的年收入也只有万余元，家乡的收入和消费不到上海的五分之一，家庭根本无法承担她在上海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她通过非常规途径借了两万元高利贷却无力偿还。国家助学贷款也有名额和金额限制，只有大约两成本科生有条件申请到每年6000元的20年期贷款，这点钱对许多在一线城市就读的贫困生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地区发展不均的局面事实上阻隔了下一代的跨区域流动，加之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失衡，地区经济差距也日益加深。

　　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小额借贷业务由来已久，在大学校园里也常常能见到高利贷的小广告。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承担着社会的期望，却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和金融信用，因此通过传统途径很难贷到款。在政府职能空缺而市场不够规范的情况下，许多银行开始向学生发放信用卡。由于这些学生并无超前消费和还款能力，这一业务引发了诸多问题，政策终于在2009年正式收紧。在此背景下，线上线下各式各样缺乏保障的借贷业务瞄准了大学生市场。

　　裸照泄露事件除了体现出市场的粗暴与不规范，以及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局限性之外，也作为一种症候，表征出当今社会“负债化的主体”。“裸条”事件中受害的女大学生，便是整个市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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