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涉枪、官员持枪屡见不鲜 管理漏洞是根源

　　如果不出意外，年过五旬的天津大妈赵春华今年恐怕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了。

　　如果不出意外，攀枝花的两位主要领导还是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年的。

　　去年8到10月，赵春华在天津街头摆了一个射击摊，经营打气球的生意。10月27日，她被警方抓获。三个月后的一审，赵春华被以非法持有枪支罪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今天上午，攀枝花国土局长陈忠恕冲进会场，冲着该市市委书记、市长连开几枪，窜逃后自杀。经抢救，书记、市长“没有生命危险”。

　　两则新闻中，共同出现的物件，是枪。

　　案件

　　对于判决，赵春华的女儿王艳玲表示没法理解：“不就是打气球的玩具枪吗？怎么会判刑，而且还那么重？”

　　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在街边玩过这种气枪打气球的游戏。但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也是明确的：射击摊上9支“枪形物”中的6支，是“能正常发射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事实上，在王艳玲案之前，还有过一次类似的著名案例：刘大蔚案。

　　刘大蔚，一名20来岁的四川小伙子。因为“喜欢仿真枪，想摆在家里当装饰，看起来威风”，2014年7月，他在淘宝卖家“BH”（台湾店主）提供的“××武器空间”里，购买了24支枪形物。结果，快递小哥没上门，福建的缉私警却把他逮捕了。

　　他被告知，在他网购的24支“仿真枪”中，有20支被鉴定为真正的枪支。这个结论，来自泉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

　　2015年4月，泉州中院以走私武器罪，判处刘大蔚无期徒刑。法庭上，刘大蔚喊：“请用我买的枪枪毙我，如果能打死我，我就承认我有罪！如果打不死我，就放我回家！”

　　普通网民或许很难理解这样的判决。要厘清其中缘由，我们需要先理解一个稍显陌生的术语：1.8焦耳/平方厘米。

　　这是目前公安部门认定“枪支”的直接标准。

　　标准

　　1996年，《枪支管理法》首次提出了枪支的法律定义，其中最核心因素，是“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2001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提出了大陆首个枪支鉴定标准。

　　这个标准，折算成现行的“测定枪口比动能法”，是16焦耳/平方厘米。这与“投射物穿透皮肤”的比动能临界值（10-15焦耳/平方厘米），很接近。能打穿皮肤，那很容易理解，就是造成“伤亡”了。

　　但2007年，我国的枪支认定标准“骤降”。

　　当年，公安部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规定，未造成人员伤亡的非制式枪支，若枪口比动能在1.8焦耳/平方厘米的，即认定为“具有致伤力”；

　　三年后，公安部在修改后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中正式提出：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标准

　　1.8焦耳／平方厘米的比动能，如果打在人身上，大概是什么效果？

　　要看打哪儿。这一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南京市公安局刑侦专家季峻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不能“想当然、信口开河”，应当考虑人体最弱的部位。《刑法》规定，丧失视觉就视为重伤害；因此，在季峻看来，衡量杀伤力时，应把“眼睛”作为基本条件。

　　通过实验得知，在气枪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如果对人的眼睛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伤残。

　　中国是一个严格控枪的国家，这一标准也堪称非常严格。如果横向对比的话，1.8J／平方厘米，是香港地区认定为枪支标准的1/4，台湾地区的1/11，也是2001年公安部标准的1/9。

　　坊间有观点认为，标准的骤降，与2008年奥运安保的大背景有关。

　　严格的标准，对公众来说可能无从感知，更不知道这是基于对眼睛的致伤力得出的。区别

　　事实上，根据现行规定，玩具枪、仿真枪、枪支，这三者也有严格的区分。

　　怎么区分？枪口比动能小于等于0.16焦耳/平方厘米的，是“玩具枪”；介于0.16与1.8焦耳/平方厘米之间的，是“仿真枪”，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是“枪支”。今天的攀枝花，有媒体披露行凶者使用的枪发射的是“钢弹”，应该也毫无疑问是“枪支”了。

　　客观地说，赵春华案的判决，算不上“错误”。毕竟，有公安部的明文规定在——这也是赵的辩护律师徐昕的意见。但徐昕同时指出，“法官之错，仅在于司法的机械主义，将玩具、仿真枪完全等同于真枪定罪量刑，从而导致原审判决违背常识常情常理”。

　　赵案发生后，有媒体梳理了近年来，23个因摆气球射击摊被追刑责的案件。

　　结果蛮有意思：17名被告人被判缓刑，3个被告人被判处管制，仅有3人被判处实刑。其中，云南澄江县法院判处过多起此类案件，摆摊打气球生意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对此，不少枪迷发烧友戏称，原来自己也是“缓刑专业户”。讨论

　　许多专家曾对1.8这个标准产生过质疑。比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就在去年两会上建议审查修改仿真枪入刑标准。全国人大代表蔡学恩也提交了类似建议。他表示，仅他所在的湖北地区，近年来仿真枪涉刑案件就增加了30%以上。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多位专家也发文指出，目前仿真枪的认定标准“过于宽泛”，可以考虑将枪口比动能介于1.8和15焦耳／平方厘米之间的仿真枪犯罪“非罪化”。

　　理由也很简单——枪支标准认定的标准太低，扩大了刑法的社会控制范围，也明显低于民众对枪支的常识性认知。大众想不明白的是，老头老太太摆摊打气球，街头常见，遍地皆有，怎么就违法了？如果这都算犯罪，那么还有什么不是犯罪？

　　换言之，在这种过低的标准背景下，可能造成“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问题。有学者评价说，这是“侦查中心主义”在作祟：“公安说这是枪，检察院没有权利说这不是枪，法院就基本会说鉴定是枪我也没办法，于是就可以量刑了。”

　　一周前，《检察日报》推出《烙印2016：十大刑案评点》，刘大蔚案位列其中。文章说：“仿真枪和真枪如何界定，枪支鉴定标准如何更科学合理，这些问题争论已久，但仍未形成各方认可的共识。本案再审，除了实现个案公正，它在推动制度完善方面的价值，同样值得期待。”

　　毕竟，司法不能完全等同于“投币式自动售货机”，一端输入案件事实，另一端根据法律规范吐出司法判决。

　　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还是“情”、“理”、“法”三者交融的时期。“法”界定了现代社会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情”“理”则追求一种社会和谐与道德取向。

　　具体到个案的判决中，法官既要恪守法条，追求法律效果，也要斟情酌理，强调社会效果，在法律与情理中取得衡平。用法学泰斗瞿同祖先生的话就是，“仅仅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对比

　　与此对比，是近年来屡见报端的民间涉枪案件——真正的、有杀伤力的枪。

　　最近，贵州凯里某公务员被曝出18年前持枪杀人；呼格案涉案警察冯志明，“非法持有枪支4支和子弹549发”这一项罪名，被判三年（其他罪并罚）；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涉持枪杀人；已被执行死刑的刘汉，武库中也有不少枪支弹药……

　　如果再推早一点，在中国警察网上，有一篇名为《中国三大黑枪基地揭秘》的文章。里面分析说，青海省化隆县、贵州省松桃县以及广西合浦县，是我国三大黑枪基地，“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贫困，黑枪制造者共同追逐的都是暴利”——一支成本不过两三百元的枪支，经过多道运输转手，最终能卖到上万元。在暴利的驱使下，村民白天种地，晚上制枪，甚至全家、全村出动。

　　一方面，是枪支认定标准低，“稀里糊涂被追刑责”的案件屡有出现；另一方面，民间涉枪、官员持枪的案件近年也不鲜见。这凸显的枪支管理可能存在的漏洞，面临现实之严峻，可能才是追逐新闻热点背后的真正关键。

　　谦抑

　　前不久，福建高院发布消息称，该院复查后认为，原判以走私武器罪判处刘大蔚无期徒刑，“量刑明显不当”，将另行组成合议庭，择日再审。

　　我们常说，刑法应具有谦抑性的品质。所谓“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即，刑法的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的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即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

　　刑法的谦抑性，一方面在于制约立法者的权力滥用，另一方面在于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个人权利。若一个社会中，人们时刻都有触犯刑法的危险，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可怕和黯淡的。

　　春节快到了，身在看守所的赵春华可能无法想象与家人团聚的场景。我们不知道她是否会想象另外一幅景象：当我们合家团聚，小朋友拿着爷爷奶奶买的玩具/仿真枪时，会不会有可能涉嫌枪支犯罪？虽然这听起来像一个玩笑。

　　还真有个玩笑和大家分享一下。有网友反映，在淘宝的司法拍卖平台上，河南省新县法院，去年曾拍卖过几把涉案模型枪。其中一支SVD模型枪，与天津赵春华大妈涉案的，竟然是同款。

　　最终，这把枪以129元的价格成交。拍卖日期也很巧，2016年12月28日——赵大妈一审获刑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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