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少年大年夜服毒事件：活得太累和父子心结

　　海拔一千多米的梯田上，油菜花开了。

　　2月8日（正月十二）上午，付贵生踩着泥土，穿过一片狭长的梯田，来到正月初四刚堆的坟墓前。

　　“怎么这么想不开，要走这样一条路！”付贵生低沉的哭声显得撕心裂肺。新坟旁摆放着几个崭新的花圈，是他17岁的儿子小龙的。

　　农历大年三十深夜，17岁的少年小龙，在家中喝下一斤半的农药“敌敌畏”，不到一个小时后毒发身亡。

　　遗书里，他写下留守生活的困顿，和与父亲的心结：两人少有的相处中，他因父亲火爆的脾气遭打骂，又被“逼问”账目。 “别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而我却只有在阴暗的阳光里度过……我还很年轻，不是那么想死，但我受不了气”，他写道。

　　大年初二，付贵生从600公里外的省城昆明，他打工的地方，赶回云南镇雄老家。过去十天，他无法入睡，他说，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儿子小龙带在身边。

2月7日晚上，小龙的爷爷奶奶站在家门口。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自杀

　　农历大年三十那天，小龙睡到快中午时才起床，自己弄了点午饭吃后，去到一百米外的玩伴小帅家里。

　　镇雄县盐源镇盐溪村，这个云南北部的小山村，正沉寂在节日气氛中，家家户户都在杀鱼杀鸡准备年夜饭。

　　中午12点左右，小帅妈妈高秀刚买了一条鱼回家，“我们大家都在看鱼”，高秀看到，小龙进屋后也凑进来看了一下鱼，接着他借小帅姐姐手机登录了一下QQ，待了大约四五分钟就走了。

　　小龙下了山。山下小卖部的老板娘刘春喜记得，那天中午，小龙独自一人钻进她店里，要买“敌敌畏”。 “大年三十，买敌敌畏做什么？”刘春喜没有卖给他。小龙接着又走到一里远的第二家小卖部，也没买到“敌敌畏”。

　　没人知道他最后在哪里买到的这种剧毒农药。小龙的家离盐溪村部有16里路，走路要一个多小时，村里有人认为，他走到了村部赶集的地方买的。

　　那天下午，爷爷付荣华觉得蹊跷：小龙跑进跑出家好几趟，他不知道孙子在做什么，“反正也没啥事，你要去耍就去耍”。

　　傍晚六点多，住在小龙家附近的小龙伯母看到他，“衣服帽子套在头上，身上像裹着什么东西”，从她家门口匆匆穿过。她如今回想，小龙当时裹着的大概就是“敌敌畏”。

　　通往村子的路旁随处可见各种标语。

　　这个倔强的少年，预谋已久的自杀，这次没有让任何人发现。

　　2016年4月，奶奶曾在小龙房间发现一瓶敌敌畏，“你床上又没有虱子又没有虫子，你这个用来做什么？”她问道。爷爷付荣华回忆10个月前的这一幕说，当时他们花了很多脑筋做小龙的工作，问他有什么事，“他后来才保证说，‘我不会走，以后要孝顺爷爷奶奶’。”那一瓶敌敌畏后来被奶奶扔下了山。

　　两人没有料到，小龙会再一次买敌敌畏，悄无声息地实施自杀计划。

　　大年三十晚上七点多，小龙坐在回风炉边上写东西。“就是本子上那个‘遗书’，我当时不知道，我又不认识字。”付荣华说。

　　回风炉左上是付荣华的床，右边是一张长凳，这个不超过十平方米的房间，既是他们吃饭的地方，也是他们洗澡的地方。三十多年前盖的老瓦房，光线很暗，从里到外都已破败不堪，爷爷、奶奶和小龙每人一间房，除了洗衣机外，家里没有任何电器，电视机在三年前就坏了。

　　小龙就是坐在爷爷房间的回风炉边上，完成了他的临别遗书（前一天在菜地里开始写，到大年三十晚上才写完）。“他那天就坐在你这个位子，用背对着我们写的‘遗书’。”付荣华指着到访的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

　　山里寒冷异常，回风炉盖上后，向四周散发出热气，煤气味顺着管子冲上了天。此前，回风炉的管子坏了很久，腊月29日，小龙特意重新安装好，“他说煤气味不好，花了两个小时装的。”

　　小龙的家。

　　年过七旬的爷爷奶奶和小龙组成的爷孙之家，小龙是唯一的年轻劳动力。他经常帮爷爷奶奶干农活：打猪草、收玉米、扛东西……不遗余力。

　　除夕晚上八点多，三人围着回风炉吃了年夜饭，小龙吃了鸡蛋、肉和火腿肠。“都是他一个人吃，我们都是吃素的。”付荣华说，当晚小龙吃了一碗饭，里面合着三个荷包蛋。

　　吃完饭后不久，小龙坐在回风炉边洗了澡——只擦了擦上半身，接着他又吃了第二顿，“吃了点火腿肠和肉，没有吃饭。”然后他开始摆弄手机。

　　“不要老是玩手机，玩这个东西没好处。”付荣华说，他听到小龙应了一声，这是爷孙间最后的对话。

　　那是一台智能手机，手机屏幕早坏了，小龙坐在回风炉边上，把手机电板拆下来敲烂，然后把它们丢在爷爷床尾的角落。

　　“我看到他把手机丢在那里，还以为他打算好好学习了。”此时已经到了晚上12点，付荣华眯着眼睛躺在床上，听见孙子窸窸窣窣在洗下半身。

　　当新年的钟声响起，家里一切寂静如平常，睡隔壁的奶奶也躺床上了，小龙把奶奶房间的煤炉用湿煤封住，告诉她不用再起床封煤炉了。

　　熄灯十几分钟后，奶奶听到小龙房间发出“咕咕咕”的声响。她推门进去，看到孙子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两脚岔开，人已经奄奄一息，边上放着两瓶一斤装的敌敌畏，一瓶已经喝完，一瓶还剩了一半。

　　留守

　　事后村里有人说，事发前几天，小龙跟父亲通电话被骂。不过小龙父亲付贵生解释，腊月28、29日他们确实通过电话，他让小龙去买点东西准备过年，但两人并没有起冲突。

　　奶奶一直抱着孙子小龙，爷爷付荣华惊醒后不停打电话。开始给村里的医生打电话，“医生说吃了敌敌畏没救了”，后来他又给在昆明打工的小龙父亲付贵生打电话，“宝儿（小龙小名）死了，吃毒药了……”此时已经是新年第一天的凌晨两点。

　　接到父亲电话后，付贵生一晚没睡。他在昆明搭不到车，从乡里联系了一辆车过去，大年初二凌晨3点才回到家。“本来准备回来过年，但是工钱一直没收到，大年三十才收到两万块钱。”

　　今年38岁的付贵生，2000年开始外出打工，现在在昆明做建筑木工，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17岁的小龙是家里的老大，从小跟爷爷奶奶在老家长大，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跟着父母在昆明读书。

　　为什么把小龙一个人留在老家？付贵生说，他出去打工的第二年，妻子张小芬也跟着去了昆明，走时想把一岁的小龙带走，奶奶因为舍不得孙子把小龙“藏了起来”。

　　小龙房间里遗留的书。

　　上小学五年级时，付贵生曾把小龙接到昆明读书，但他在新学校和同学发生冲突，“外面读书没有学籍，也不能上初中高中。”付贵生说，在昆明上了一个学期后，小龙又回到了村里的小学。

　　母亲张小芬则说，小龙在外面不习惯，跟爷爷奶奶感情也深，自己想回村里读书。

　　沙塘村完小的王校长曾教过小龙的语文，对这个孩子印象深刻：有点淘气，成绩不是很好，但挺聪明，和同学也能玩到一块。

　　付贵生说，小龙读小学时，他每年都会回来去学校了解儿子学习情况。不过，小龙初中班主任文泽松说，当小龙班主任两年间，他从没见过小龙的父母，“一年偶尔会电话沟通几次”。

　　“他跟班里其他同学一样，话不是很多，沉迷于手机QQ游戏。”文泽松说，去年放寒假前一个月，小龙因为课堂上玩手机，被化学老师没收了手机，文泽松因此打电话给小龙父亲，在外打工的付贵生让小龙爷爷来学校取回了手机。

　　关于这台手机的来源，家人有不同的说法：父亲付贵生说，手机是小龙在干活中捡到的；但母亲张小芬说，手机是买来的。有前来采访的记者在小龙的房间里看到他珍藏在箱子里的一些物件：一些铜钱和纸币，他帮村民干农活换到了这些，再用这些买了一台手机。这台身世不明的手机在小龙自杀后被家人扔到了山脚下。

　　“上初二开始，他（小龙）就经常很晚睡，喜欢在这里玩手机。”付荣华指着回风炉边上的凳子说。

　　班里很多人玩手机，“管也管不住”，有时课余时间或在家里玩，也有学生上课也玩手机游戏。文泽松说，班里有五十多个学生，小龙一般考四十几名。

　　身高一米七五的小龙，看起来比同龄人成熟，他喜欢穿运动服，不爱穿牛仔裤，同学印象中，他成绩不太好，经常上课睡觉，爱打一款叫“王者荣耀”的网络游戏——这款游戏的简介是，“机关术与魔道肆虐，生存或者毁灭，战争，似乎永无止境……”

　　在付贵生看来，他们父子也有关系缓和的温情时刻，他曾加过儿子的QQ，那时候小龙的昵称还叫“嗨，兄弟我赖上你了！”有一次儿子跟他说，有人想买他的游戏级别，他嫌便宜不愿意卖。

　　但没加多久他就被儿子删除了。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小龙把“QQ”昵称改成了 “忧伤心＠死亡”。

　　小帅是小龙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比小龙小两岁，近半年来，小龙经常到小帅的家里看电视。“他喜欢看电影，经常看电影频道、湖南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十四（少儿）频道。”小帅说，小龙抓着遥控器，一个人坐在凳子上一边看一边笑，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

　　付荣华“完全看不出”孙子的异常，他回想起来，只觉得那两天他不多说话，也不多喊人。他认为，孙子性格倔强，想要做的事，不可能让人预料到。“这个人脾气古怪啊，古怪啊……”付荣华双眼含泪。

　　小龙去世的第二天凌晨3点，父母和弟弟妹妹从昆明赶回老家，最小的弟弟一到家里就哭了，嚷着要父亲带他去看哥哥，两个妹妹则对着棺木一直哭。

　　盐源镇盐溪村沙塘组在看不到头的大山中。

　　遗书

　　“去年（被父亲）打骂、逼问账目，只因为一点小事情，我过完年，上有七十几的爷爷奶奶，下有十八九岁的哥哥（记者注：堂哥），我无法接受……在这十五年里，我感谢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我学会了为人处事，但是我的爸妈在（这）些年里没有一天是他们照顾我，但我不恨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大的负担。但是，我希望我父亲改改脾气，不要那么火爆……”小龙在遗书里写道。

　　“我知道网上有很多人骂我，但这个孩子为什么要这样死？”付贵生想不通。

　　镇雄县盐源镇坐落在大山深处，从柿凤二级公路往上爬，绕过一座又一座大山。2月10日，天空飘起了小雪，山里云雾缭绕，狭长的梯田却开起了金黄色的油菜花。

　　从盐源镇再到盐溪村沙塘村民小组，直线距离约为8公里，实际路程超过25公里，开车要一个多小时，走路要三四个小时，小龙平时就沿着这条路到镇上的盐源中学上学。

　　学校有学生近两千人，寄宿生六百多人，小龙是寄宿生中的一员，他每个星期天早上走去学校，星期五下午走回家。“下雨的时候就坐车，夏天15块钱，冬天20块钱。”与小龙一起上学的付青说，他们多数时候是走路。

　　付青比小龙低一个年级，他曾听小龙抱怨过与父母感情不太好。

　　外出打工十几年的付贵生，在昆明租了一间二十平米的房子，里面放了三张床，一家五口人挤在一起，每个月房租几百块钱，“在这里住了有近十年了”，妻子张小芬说。付贵生做建筑工，每个月工资大约三四千块钱，张小芬主要在家带三个孩子，偶尔找些零活干。付贵生说，三个孩子在昆明一年学费要花六七千块，另外还有早餐钱，中饭和晚饭都是在家吃。

　　有四百多人的沙塘村民小组，土砌的瓦房散落在山坡上，夜晚星星点点的灯光，看起来像洒落大地的星星，沙塘村组长傅德松介绍说，村里40%左右的人在外务工，在家里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因为修公路，村庄里的土地和房屋被征收了一部分，山坡上的梯田，被留守村里的人视为生存根本。

　　七十多岁的付荣华说，他们喂养了6年的母猪，去年下了两窝小猪仔，“卖了一万多块钱，去年全部都花完了。”几个儿子除了小儿子付贵生，另外两个儿子极少会给他们钱用——因土地和房子的分配问题，付荣华和其他两个儿子产生矛盾，因此尽管住得很近，小龙一家很少与伯伯家往来。

　　小龙也很少见到父母。因为超生，付贵生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2月8日，他坐在煤炉边，掏出一张断成四截的纸，那是2012年乡政府发来的“缴纳社会抚养费通知书”，上面写着：付贵生必须于2012年内补缴社会抚养费14560元。为了逃避缴纳抚养费，“我老婆从2006年出去，总共就回来过一次，每次回家都是我一个人。”

　　张小芬说，因为路途遥远，身边又有三个小孩，一般是小龙放假到昆明玩。这位母亲在儿子2岁时离开村庄，她说儿子如今“内向”，也不和他亲近，母子间很少沟通。

　　去年暑假，小龙在昆明呆了四十多天，“说话总共不超过五句”，张小芬说。小龙回到老家后，张小芬打电话给他，他基本不接，甚至还把张小芬拉黑了。

　　因为生活负担重，小龙常捉泥鳅卖补贴家用，尽管也卖不了几个钱——后来村里种水稻的田少了，改种了玉米、花生和蚕豆，地里慢慢就没有泥鳅可捉了。

　　盐源镇中心学校。

　　父子

　　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付贵生，希望儿子小龙通过读书走出大山。

　　“可能期望比感情高，因为他是老大，如果读书出去了，对弟弟妹妹也比较好。”但是小龙成绩不好，七八门功课加起来经常只考一两百分，比如刚过去的期末他考了152分。

　　“打骂肯定也是有的，也就那么一两次。”付贵生一边说一边搅动着煤炉，烧得火红的煤渣“哗哗哗”掉到煤炉里，他挖了一勺湿煤覆盖在上面，屋子里瞬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

　　这个望子成龙的父亲，被村里不少人认为对小龙很“凶”。“教育小孩的方式不对。”村民高秀说。

　　生活窘迫，每星期30块钱的生活费，小龙将每一笔花销都记在记事本上，父亲回家时也会查账。村里的孩子对澎湃新闻说，如果账目不对，小龙就会挨打。

　　2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看到，里面记得最多的花费是方便面和米线，还有多笔一块钱的火腿肠支出——记账的习惯来自父亲付贵生的教导。

　　付贵生回忆，2015年除夕夜，他询问儿子的学习情况和生活账目，坐在角落的小龙突然大声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在这个世上，让我活得这么累！”

　　事后，他翻来覆去地想儿子自杀的原因，总结出四点：读书成绩不好的压力；家庭情况及住处不好；因为社会抚养费的问题，父母平时都不敢回来；第四点是小龙认为他没有给够生活费。

　　付贵生本来打算回家过年，但他一直没有拿到工钱，大概腊月二十六七，他叫儿子向爷爷拿点钱去办年货。“我是让他爷爷暂时垫一下，到时候我回家再还，这个孩子就因为这些想不通……”

　　床上的毛毯色彩鲜艳，在灯光下越发显得刺眼。床边有一个黄色的床头柜，抽屉里放着小龙的身份证、课本和记事本……边上有两床被子和几桶食用油，进门的地方还有几袋大米，是前几天民政局等政府部门送来的。

　　付贵生称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儿子小龙带在身边抚养，但他转念又想，“可是在外面也进不了公家学校，一个小孩一年要交3000块钱学费。”他忧心忡忡地说，小龙的弟弟妹妹以后大约也只能回老家读书。

　　云南网2012年的报道显示，153万人口的镇雄县，是昭通市11个县区中劳务输出最多、留守儿童最多的县。

　　盐源镇中学校的教学楼。

　　2月10日，沙塘村完小的王校长告诉澎湃新闻，学校里一半以上学生是留守儿童。小龙就读的盐源中学有一个心理疏导室，副校长刘应富2月11日告诉澎湃新闻：学校两年前开设心理疏导室，安排了两个老师坐班，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但他们并没有发现小龙有什么异常。

　　在长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律师郑子殷看来，留守儿童的需求和心结，隔代的爷爷奶奶和老师很难解开，这需要专业人士来疏导，也需要政府投入更大的关注。“父母打骂孩子已经有了反家暴法，但父母对孩子的关心不足，在我们的立法上还考虑得非常少。”

　　小龙家的窗台上放着一个黄色的盒子，那是腊月二十八，付贵生给儿子买的新鞋。“买了一双运动鞋和一件运动衣服。”但付贵生还没来得及告诉儿子，“我朋友说有熟人到泰国打工，干满一年有二十万块钱，我打算正月回家来办护照，到时把衣服鞋子一起带回来给他。”

　　小龙墓地在离家一里路的梯田上。

　　但小龙不会知道了。2月1日，他被下葬到距离家一里远的梯田里，一百多位村民赶来为他送行。父亲给他买的新鞋子和衣服几天前也拿去烧了。2月7日，小龙的房间装上了明亮的白炽灯，将房梁上的蜘蛛网和坑坑洼洼的地面照得一清二楚。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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