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大叔返乡4天赌气回京：父母怪自己挣钱少

　　一个暖心的返乡故事，“高尔夫大叔”杨卫，很快成为春运大幕下的一名“网红”。然而，回家不到四天，杨卫便偷偷回到北京。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将这一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归结于“无法与父母沟通”，而“无法沟通”则是父母责怪他“在北京没挣着钱”。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距离过年还有三天。13天之前，北京西站广场上，因随身携带的一根高尔夫球杆，杨卫吸引了媒体的注意。这支50元钱的球杆，是他带给11岁儿子的新年礼物。

　　杨卫用离家出走的方式，宣示着自己的“性格”。他渴望改变，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于是，杨卫决定从“和解”开始。昨晚，一年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的他，给60岁的老母亲打了个电话，手机里，母亲的备注名叫“爱的奉献”。

　　生活

　　杨卫的理想是当一名“领班”，能够指挥手下一百多号环卫工。然而直到昨天，他还只是这一百多人中的普通一员。

　　他今年38岁了，从初二那年辍学打工算起，杨卫已经在外“漂”了20年。在老家，他给人种苹果、刷大白、垒猪圈，有一搭没一搭地挣点零钱。

　　2006年，杨卫的儿子出生，他逐渐开始考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养活一家三口。2009年，物业公司在老家招人，杨卫和几名老乡应聘成功，从山西芮城县，一路来到北京北六环的一处高档小区，做起了园林养护。

　　杨卫一度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在2009年，他的工资是1050元，包吃住。工作内容并不复杂，不需要专业技能。业主有修建花圃的需求，带着剪刀过去，咔嚓一阵后，就算完成服务。隔三差五，还能去邻近的沙河镇喝一点燕京啤酒。

　　7年过去了，杨卫的工种从“园艺”，换到了“环卫”，工资也涨到了3000元。如果他愿意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算上绩效，杨卫每个月能挣3200元。

　　杨卫并没有存下钱。在过去的一年，他吃在小区附近的山西面馆，跟老乡两个人，一顿能喝掉四瓶啤酒，一天喝两顿；十元一包的烟，两天抽掉一包。物业公司设有食堂，每个月另给300元饭补，但是他很少在食堂吃饭。

　　“骑自行车到食堂，要十分钟，到山西面馆只要五分钟，我的时间很宝贵。”杨卫搓着手。他带着十元钱买来的护耳，迷彩棉服里套了一件薄棉衣，一件夹克，一件衬衫外面罩着秋衣。除了那件150元买来的迷彩服，都是业主送的。

　　经常有业主给他送衣服。大了、旧了，各种原因，最终都穿到了杨卫身上。有时候衣服多到穿不过来，他会寄一些给在高碑店做门窗安装的弟弟。同在北京，这是兄弟俩为数不多的“沟通”。

　　回家

　　1月11日早，杨卫没有去食堂吃早饭。不到9点，他提着20斤大米，带着几本新台历，和老乡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那是物业公司放假的第二天，杨卫说，自己“不想那么早回家”。可是实际上，早在12月13日，他就去沙河镇的代售点买票，264元的票面价，加上6元的手续费，杨卫一点不含糊。

　　公交转地铁，一个多小时后，杨卫出现在北京西站的站前广场。因为怕“过不了安检”，杨卫用自己的床单，将买给儿子的高尔夫球杆层层裹住。箱子矮，球杆高，无论怎么放置，这支球杆始终凸起在外。

　　然而他并没有引来安检人员的注意，却引起了现场正在采访的媒体的注意。面对镜头，他挥动着球杆说，“我们农村没有高尔夫，我想我的儿子跟北京人一样。”

　　这组报道，后来被命名为“回家的礼物”，而“高尔夫大叔”杨卫，也很快成了网红。

　　但是杨卫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力量，整整一天，他都在赶路。回到家时，已经晚上11点钟。家人都在等他，弟弟还为他做了一顿饭，但杨卫累了，没和家人多说句话，倒头便睡去。

　　回家第二天，杨卫去芮城县城看望妻儿。为了照顾儿子上学，他的妻子在学校附近陪读，每年房租两千元。离家多年，他不知道怎么和孩子交流。一家人在出租屋看了一天电视后，杨卫带着儿子回到了农村老家。

　　在老家院里，杨卫取出高尔夫球杆，手把手地教儿子。

　　“上班的地方附近有高尔夫球场，我看业主玩过，这活动新鲜、高端。”杨卫经常去捡球，然后带给儿子。

　　2009年，来北京的第一年，他给不到4岁的孩子买了一把吉他。“想着他自己拨着玩，也能找到感觉，以后可以报个班学。”杨卫至今不知道儿子有什么兴趣爱好，只想着带一些城里流行的东西，让孩子“见见世面”。

　　返程

　　杨卫“北漂”五年，与儿子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微信上的沟通。他希望在北京能够打拼出模样来，然后接儿子来北京，让他过更好的生活。“希望他不要像我一样一事无成，能混出模样来。”

　　杨卫的心里始终是矛盾的。平时不往家里打电话的他，已经越发不知如何和父母交流。“每次和我爸说不到三句一定会拌嘴，到后来就懒得说了。他讲我听着，就这样。”杨卫觉得和父母有代沟，他抗拒沟通。

　　父母与他的对话都是固定模式。父亲会一直劝他少抽烟，要爱惜身体。母亲则一定会问今年挣了多少钱，“我妈嫌弃我挣得少，年年如此。”

　　今年也不例外。回家的新鲜感过去后，一切回到老样子。他往妻子手里塞了四千元现金，加上银行卡里结余的八千元钱，这一万两千元，是杨卫整个2016年的存款。

　　母亲照例开始念叨，他没有回嘴，但是越发厌倦这种交流。“他们不理解我，我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也很辛苦，回来还要听这些。”

　　于是他很快就决定回北京。回家不到5天，15日下午5点，他打包了一袋行李，偷偷出了家门。家里人以为他只是去一趟县城，并没有留意。

　　到了运城后，杨卫没有买到回北京的车票，他在60元的小旅馆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买了张站票，踏上了来时的路。

　　直到上火车前，他才告诉妻子，母亲知道消息后，曾打电话来劝他回家，杨卫没有听话。杨卫说，要“做出一点样子来”，想用不辞而别的方式告诉他们，自己“也希望听到鼓励的话”。

　　和解

　　1月16日，回到北京的当天，杨卫骑着自行车来到沙河镇，花一百八十元买了一双帆布面棉鞋。在过年前，杨卫逛过一次劳保用品商店，看中了一双翻毛的鞋，要价一百二，他没舍得买。但是这次“不买不行”，因为走得匆忙，仅有的一双棉鞋，还在山西老家。

　　一个人在宿舍呆了一周，杨卫有点后悔了。身为家中长子，杨卫发现，自己居然不记得父母的生日，甚至想不起来父母具体的岁数，只知道父亲属猴，母亲属狗。

　　妹妹和妻子不断给杨卫打电话，希望他回家。杨卫不知如何解开心结，他觉着今年好好干，混个小头目，多拿点奖金和工资，也许父母就不再埋怨他。

　　他从未尝试与父母好好聊聊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这人，做人挺失败的，我不知道和他们说啥，总觉得没这个必要，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叫我咋改？”杨卫摇摇头，神色黯淡下来。

　　他想起常看的小说里，有一个词叫“和解”，他决定迈开第一步。杨卫划开手机屏幕，拨出了母亲的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他有点紧张。

　　通话时长两分钟，这是一年以来，母子之间最长的一次交流。寻常的问候，吃饭穿衣，然后匆匆挂断。母亲的备注名，被他存为“爱的奉献”。

　　“今年五一，我一定回家。”杨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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