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7000志愿军战俘归国：有的成"罪人"

　　专题按:至少有18万年轻的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阵亡，由于历史等复杂因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长眠于异国他乡。

　　七千多名战俘回到了国内，每一场运动都把他们推向斗争的前台；一万四千多名战俘去了台湾，许多穷困孤苦地度过晚年。

　　回国！回乡！回家！无论阵亡的烈士，还是幸存的战俘。“对于世界，你只是一名士兵；对于母亲，你是整个世界”。

　　民间已经行动，记下每一座墓碑上的名字，挖掘每个个体的故事，寻找魂牵梦萦的亲人。这是国家的责任。勿忘每个亡魂，勿忘战争的残酷。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风波，志愿军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对照，有些还成为了“人民罪人”。

　　部分选择去台湾的战俘晚年也穷困潦倒，当初的承诺也成了“空头支票”，穷困老兵们甚至游行示威。

　　远走异邦的极少数成为了成功人物。程立人成了阿根廷总统的妹夫，成为当地最大的珠宝商，还有60万亩土地和两家上市公司。

　　那场战争里活下来的人都老了。当新闻里，437具中国志愿军士兵遗骸被韩国送回中国国内，一位儿子手捧父亲的遗像失声痛哭时，8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老兵童志安说，那个人的父亲就是他埋的。

　　60年前，活着的人已经向死去的人告别。那是停战后三个月，首长让童志安去部队战斗过的地方扫墓，在一个个以数字为代号的战地山脚，有着一丛丛的坟墓，童志安给它们添上新土，脱帽鞠躬，向他们告别。

　　无法告别的恰恰是活着的人，一百余万中国士兵被打上了这场战争的烙印。战争结束了，但他们的故事仍未结束。

　　北行、南下、异邦

　　60年前，童志安21岁，他挖了六百个坑，埋葬他的战友。这些坑有一米二深，长度刚好放下一个人，死去的士兵被擦拭掉身上的血迹，用雪白的，但却被称为血衣的白布包裹，由童志安和他的担架班抬进墓坑，填上朝鲜半岛的泥土。

　　这是1953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激烈的阵地攻防战，葬身炮火的人们如烧焦的木头，一个月后，战争结束了。21341名中国战俘面临一个选择——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1951年，因饥饿而昏睡的陈文基，一觉醒来，就成了美军的俘虏。他被带往韩国巨济岛上的中国战俘营，在营内，他发现，战俘之间，正在上演着“国共内战”。

　　“亲共”还是“反共”，不同立场的战俘壁垒森严。“反共”的战俘，多为原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被收编，被俘后要求前往台湾。其他战俘绝大多数坚决要求回大陆。意识形态的冲突，让双方互相视对方为叛徒，战俘营成为战场，大规模的殴斗时有发生。

　　李正文就是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中的一员。战俘们在被俘后建立了“回国小组”、“中共地下党团支部”，战俘被秘密组织起来。1951年10月，当“反共”的战俘决定在“双十”升旗纪念，其他人则携带木棍，在前一天晚上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试图夺取旗帜，殴斗中，双方互有死伤，随即被赶来的美军阻止。

　　这甚至让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感到困惑，他们没想到，在战俘营中，战斗还要以这样的方式继续。

　　争斗的焦点是争取更多的支持，双方都希望能将更多的战俘拉倒自己一边。

　　在“回国小组”开展斗争的同时，“反共”战俘发起了“刺字运动”，每一个被控制的战俘都得在身上刺下文身——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又或者“青天白日旗”。不愿意刺字的战俘，会在夜里被叫出战俘营进行“教育”，有的第二天被发现淹死在厕所里。

　　而“亲共”的战俘也会发起“打坏人”运动，其中经过一位领导人批准而处死的叛徒就有17人。

　　在这样的战斗中，谁也难以独善其身。大学生程立人有着“校长”的绰号，被俘后他当了文化教员，专管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但“校长”的政治态度过于暧昧，难以得到两方的信任。殴打与羞辱让他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在美军开办的学校里，曾经念过书的陈文基成了战俘们的临时老师，他用着“校长”编写的教材教战俘们识字，许多战俘都是文盲，他首先教他们的，是写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停战半年后。

　　1954年1月20日，战俘开始遣返。坚定的回国者李正文向北而去，胸前被刺上“青天白日旗”的陈文基登上南下的汽车。而在两边都得不到信任的大学生程立人则选择留在原地，和其余11个人一道跟随“中立国”前往印度。

　　北行、南下还是前往异邦，都开启了这些士兵们不同的命运。

　　蒙冤26年

　　战争结束后，除少部分继续驻防外，140余万中国军人分批回国，各自回到驻地，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革命军人身份让他们成了当时“最可爱的人”，但与战俘们无关。

　　1954年，李正文从辽宁昌图寄给战友汪元昌一封信，告知自己还活着。

　　这一年，在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回到国内的7110名志愿军战俘接受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看待自己，坦白有没有投降叛敌的行为。在一轮轮的政治高压下，许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而在信中，李正文只是告诉汪元昌，他有多高兴能回到祖国。

　　两年后，汪元昌在四川广元见到了李正文。所有的战俘都被取消军籍复员回家，无奈之下，他考了一所师范学校，重新回去当学生，也好谋个教职。

　　“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是一个身负屈辱的穷学生，相见之下，都有些酸楚。”汪元昌说，离别的时候，他再三问李正文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后者迟疑了许久才告诉他，他想要一件衣服。汪元昌将随身携带的衬衣让他穿上。李正文个子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截，但他却很满足，连声道谢。这让汪元昌突然觉得难过。

　　战俘身份，成了这七千余名战争幸存者的标签。他们的档案里被记下“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1959年反右运动时，一位复员后在奶牛场工作的战俘向领导坦白了自己被俘的历史，领导大惊又大喜，在职工大会上，兴奋地宣布“奶牛场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则成了“隐藏下来的投敌叛国分子”。

　　“文革”中，一位被开除公职的战俘决定去北京上访，他挤上红卫兵串联的火车，要去天安门找毛主席。管制他的公安局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他在北京被捕，押解回原籍，判刑入狱。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风波，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变节，变节必叛变”的怀疑中，一遍遍解释自己，坦白自己，争取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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