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志愿军归葬地：坟前杂草一茬茬少有亲人踏足

　　民间的志愿者正在为每一座墓碑寻找亲人，只为了能给每个死难者的坟头上掬一把土。

　　听说1958年之后从未有中国人到过这里，双膝下跪的李家英随即念叨：“24座大墓，你们1080个人都是我的哥，哥哥啊，你们在天之灵一起快跟随妹妹回祖国，回到母亲身边。”

　　国内的几处志愿军陵园面貌堪忧。丹东振兴区烈士陵园四周被低矮破旧的民房包围，空气里弥漫着猪粪的味道。

　　终于可以团聚了。60年前长眠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123名烈士，多了一群新伙伴——在朝鲜战场一起出生入死的437名兄弟。

　　2013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期间，向中国领导人提出移交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历经半年，终于成行了。

　　遗骸在2014年3月28日从韩国运抵沈阳的那个清晨，六十多岁的康明早早来到陵园门口，他手捧父亲照片，臂戴黑纱，当载有遗骸的军车缓缓驶来，他和守候的志愿军后代突然跪倒在地，呜咽起来。

　　康明的父亲康致中，志愿军第1军团长，1953年在敌军的一次突袭中牺牲。“这些人里没有我的父亲，但没准有我父亲的战友。”

　　437具遗骸全部来自韩国京畿道的坡州墓地，他们是在朝鲜战争时期战斗最激烈的铁原、洪川及京畿道涟川等地区被发掘的。但康明的父亲葬在对面的朝鲜一侧，一个名叫江原道铁原郡的地方。

　　占地24万平方米的沈阳陵园位于城市的东北角，空旷的广场上，一座刻有“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塔兀自耸立。两位穿着制服的新兵正在奋力将一辆装有石板的小车往外推。“这块地的石板要全部铲掉，种松树。”其中一位说。

　　64年前，百万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时候，也差不多像他们这样的年纪。三年后，有183108年轻人没能跨回鸭绿江（据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不完全统计）。除去极少数干部、英雄安葬在沈阳、丹东等地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葬在他乡。

　　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坟前的杂草长了一茬又一茬，却很少有亲人踏足过。

　　掩埋、安葬

　　4月中旬的一个午后，记者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陵园里空空荡荡，少有的几座墓碑前摆着几束蔫了的白菊。周遭嘈杂的环境，令这个清净之地增添了些许阴郁的气息。它的西侧是游人如织的北陵公园，正前方的高架桥上车水马龙。

　　在国内的志愿军陵园中，沈阳陵园是建得较早的一座。1951年4月，战争打响之后的第二年，原东北军区政治部开建此园，4个月后完工。如今，隶书繁体的碑文已经不易辨认。

　　“主要是为团级以上干部、特等功臣，以及一级英模而建的。从1951年5月开始，共有123人享受了这个待遇。”陵园一位负责人说。

　　葬在陵园右侧第一排的，是邱少云、黄继光等五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烈士。1953年，黄继光等人遗体回国时，沈阳有22000人参与了悼念。

　　如今现存的志愿军陵园大致修建于战时和战后两个阶段。战时基本建在国内，战后则建在朝鲜。

　　在国内，除了沈阳，还有两个地方开建陵园，一处是离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另一处是志愿军野战医院所在的湖北赤壁。安葬在这两处的大部分烈士都是前方转移到后方的重伤员。

　　作为战时最重要的大后方，丹东是几个边境城市中埋葬志愿军最多的地方。据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主任孙大力介绍，丹东现有大小志愿军陵园11个，其中市区的四个加起来埋了1700多人。最早也最大的一座建在振兴区，1950年建成，葬有607名志愿军烈士。

　　陵园是梯形建筑，有上下层4个台基，上面平放着密密麻麻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没碑文，没番号，也没死因，一块四分之一平米的墓碑上，只有一行小字：“革命烈士×××之墓”。

　　市级的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由志愿军第50军在1951年修建。比起刚刚翻修不久的振兴区烈士陵园，这里反而看上去略显寒酸。面积只有1.4万平方米，不到前者的一半。不少墓碑上都长满了青苔。

　　这应该也是志愿军身份最为繁杂的一座陵园。264块墓碑上的文字佐证了这一点：他们中既有在后方牺牲的空军战士和战地记者，还有从前方运回来的营长、一等功臣。

　　根据志愿军战时烈士安葬规定，营级干部及一等功、二级英模，要安葬在丹东、集安、长甸河口等地。

　　位于湖北赤壁的志愿军墓群，因为地处偏僻，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被外界知晓。在此埋葬的142名志愿军，都是在附近一家战时设立的野战医院里去世的。

　　69岁的羊楼洞镇村民许立君见证了墓群荒芜的过程。“1982年，当地政府修了围墙，刷了‘抗美援朝烈士光荣’之类的标语之后，这里就一直破旧下去，一年不如一年。”这位农民后来自愿成为守墓人。

　　在国内牺牲的志愿军至少还有个安葬地，可在环境恶劣的朝鲜战场，连基本的掩埋都不容易。

　　90岁的张城垣，是180师的政治处参谋。“我们53军有个叫张伟的，负了伤，疼得走不了，就自杀了。”张城垣哽咽道，“我们也没办法，八天没吃饭，自己饿得都走不动，就给他拿土盖了盖继续走。”

　　即便按规定掩埋的遗骸，战后寻找起来也困难重重。79岁的曹家麟，曾是志愿军第67军的文化教员，参与了遗体寻找和陵园修建。“上头规定每个人胸前口袋要放一块白布条，写上身份标记，但找到时白布条可能已腐蚀，而美军用的是金属标牌。临时安葬时要求立块木牌作为标记，找到的时候好多都被雨水冲走了。”

　　还有更残酷的另一面现实。文国林的父亲是180师的一名副团长。“我父亲后来跟我说，有的团长牺牲了，战士怕暴露团长身份之后，被美军搞宣传，一般会把团长所有的身份标记都取回来。”

　　寻找烈士遗体的工作在战时就已经启动，这主要针对那些要迁回国内安葬的干部和英雄。当时参与寻找邱少云遗体的志愿军战士耿式全后来对媒体回忆，1953年2月的一天，他们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找到了邱少云的遗体。当时他穿着一件新棉衣，口袋里的急救包依然是新的。

　　如此大费周章地迁回国内安葬，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提振士气的需要。资料显示，志愿军政治部曾要求各师团，“注意搜集烈士英勇事迹进行宣传，启发部队对敌之仇恨心”。

　　但随着毛泽东批示他的儿子毛岸英葬在朝鲜之后，干部和英雄的遗体回迁工作也暂停了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二百多名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只有八十多人安葬在沈阳。

　　大部分志愿军只能暂葬朝鲜，陵园的修建工作在战后的1954年展开。新华社在1954年发自平壤的一篇报道中，提及了一些具体要求，比如：“陵基要求依山傍水，碑石要求洁白坚固。每一个烈士有一块墓碑，而且要有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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