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张一弓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享年81岁

著名作家张一弓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下午2时59分在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1岁。

人物简介

张一弓，河南新野人。中共党员。1950年肄业于开封高中。历任《河南大众报》记者、编辑、编辑组长，《河南日报》记者、文艺组负责编辑、理论处处长、革委会副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登封县文化馆副馆长，河南省文联创作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第七届政协委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代表作》、《张一弓小说自选集》、《流泪的红蜡烛》、《死恋》、《火神》、《死恋》、《野美人与黑蝴蝶》、《死吻》等12部，长篇报告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等。其中，《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一等奖，《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分别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张一弓集》获全国第一届优秀图书奖。

他不是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潜心写作，却总能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时隔多年，他的作品依然能被人们常常提起，甚至流传海外。2007年，《远去的驿站》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到“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 ”，而加拿大汉学家、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金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翻译为英文发表。这时，距离这篇小说的首次发表已经有27年。

张一弓先生晚年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呼吸量仅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右眼又近乎失明，离世前一年全靠呼吸机维持呼吸。病床上的他，仍在为因病不能继续创作长篇小说而着急。

张一弓先生出生在开封，父母都是老师，先生自幼受文学熏陶，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看《聊斋》、《呐喊》等经典著作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跟着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父亲到处流亡，10岁那年，他们全家逃亡到陕西宝鸡的一个农村，有一段时间没学上，他就把童年生活写成了一篇篇的纪事体散文。他照着父亲书架上的书，自己设计了封面，写上《斑斑文集》(斑斑是他的小名)，并在封底注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父母看了他的“处女作”就笑了。这个“文集”中有一篇内容提到，说大鼓书的女艺人在财主家的婚礼上说唱，他自己参加的是募捐队，为宣传抗日把她赶下台，女艺人哭着把辛苦赚的零钱都放在他的募捐袋里，说：“我弟弟也在前方打老日呢!”那个时期，他描写的儿童生活已融入民族的命运，只是他自己并没有这种认识。张一弓的父亲看了后直掉眼泪，他说，斑斑在写大人的东西，他有一点感伤主义。

这是张一弓创作欲望的第一次表达。

新中国建立后，16岁的高中生张一弓成了年纪最小的记者。记者生涯给他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舞台，不断流动、不断变幻的生活场景，使他的故事、他的思考和情感不断增添着丰富而驳杂的内容。他把自己整整30年的生命交给了新闻事业，从见习记者一级一级地提上去，直到晋升为副总编辑。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几乎每次政治斗争都使他难逃干系，“反右”有他，“反左”也有他。“这是我精神上沉重的一面。但我并不怨恨，因为还有更多的人比我经历了更多的磨难。相反，恰巧这一点，是促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把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

被称为“记者娃娃”的张一弓没有忘记文学。195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宝和银宝》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又有几篇小说发表在湖北的《长江文艺》、河南的《奔流》、《牡丹》刊物上。其中短篇小说《母亲》，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一篇短篇小说招来了20多篇批判文章。张一弓一下子沉默了20年，文学成了天上的月亮。“文革”结束后，他又因“文革”后期担任了报社的领导职务而受到审查批判，调离新闻工作，被下放到嵩山脚下的登封农村。正是在他下放之前“靠边站”的时候，他又暗自写起了小说。1980年1月，《收获》发表了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之前，《收获》没有人知道他是何许人，按照当时的惯例，向作者所在地调查作者情况，征求意见。主管部门领导认为作者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又两次打电话，坚持不同意发表他的作品。是时任《收获》主编的巴金拍板决定发表了它。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期间，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进入得奖名单，又再次收到来自河南有关部门的反对意见。文学评论家阎纲在《悼犯人李铜钟》(见《随笔》2001年第3期)中写道：“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在评奖二十年以后，张一弓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了巴金对他的又一个巨大的支持，他说：“我感谢很多在写作上支持过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并庇护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与文学结缘了。”

1983年秋天，当张一弓作为农村的业余作者，已经获得3次全国性文学奖项之后，才从农村被调回城市，到河南省文联文学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他在“不惑之年”以后重操中断了20余年的文学“旧业”，一鸣惊人，以中篇小说的形式连续不断地向文坛发起“冲击”，以其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直面历史的勇气，以其强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苍凉悲壮的英雄之歌。他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连续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年过花甲之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又获中宣部颂发的“五个一工程”的优秀作品奖和新闻出版总署颂发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张一弓并没有因为屡获大奖而得意忘形，相反，他却从中感觉到了苍凉，他说：“在文学创作上，我是一棵错过了生长季节的老树，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拚着命抽条长个儿，而试图把原本属于夏季和秋季的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这样的生命体验感受是悲剧性的。”

把河南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

虽然有着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张一弓的作品中却丝毫看不出任何属于他个人的委屈和怨尤。他说：“写作必须具有对人间苦难的悲悯之心。我十分注意不要让个人恩怨进入文学，不要用‘小我’亵渎文学，不要为仅仅属于自己的伤疼发出刺耳的尖叫，我怕那样我就会不公正，就会使作家应有的悲悯之心和道德力量受到损害。作家如果没有悲悯之心就不要写东西。不同的作家最后所要竞争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我常常这样勉励自己。”张一弓认为，作家的创作虽然要表现“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鸣，否则读者没有理由看你的作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一弓才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个人经历的挫折中挣脱出来，深切关注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写了30多篇、150多万字的表现河南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评论家认为，张一弓与河南其他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共同点是，关注农民的命运，具有浓郁的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但也看到了张一弓与河南其他作家的不同，虽然他所写人物的语言特色和行为方式，都属于地道的河南农村，但他的作品的叙述语言和结构方式却是属于城市知识分子的，甚至有欧化的成分，同时也从这种“不同”中看到一个属于城市知识阶层的作者，对农民怀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悯之心，为他们摆脱苦难的挣扎送去沉重的呐喊或含泪的祝福。张一弓承认，他受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并不担心这会妨碍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视而且非常喜欢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远去的驿站》中，他写了父亲、大舅和姨父三个知识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在他们的家族史中充分融入了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章节的标题：《胡同里的开封》、《姥爷家的杞国》、《试论刘秀称帝与老张家桑园之关系》、《关帝庙上的星星》，都打着真正的“河南”的烙印。还有大舅家族忧国忧民的“杞人情怀”，父亲毕其一生都在寻找的南阳大调古曲《劈破玉》，已经把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另外，还采用了很多爱恨情仇的传说，也都尽可能地保持了传说地域的原始状态。张一弓认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如此丰厚的地域文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作家都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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